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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复杂系统管家的领导力之旅——《如何系统思考(第2版)》推荐序 by Dr. Charlotte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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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政党与中国式管理

学习型政党与中国式管理

作者:
佚名
来源:
价值中国网
2013/09/03 00:00
  价值中国:《学习时报》主要是面向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大中型企业相关人员及知识分子,请您谈一谈它的定位和发展现状。另外请您谈一下《学习时报》在推动学习型社会、政党、企业的建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钟国兴:《学习时报》主要面向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当然也是公开发行的。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开办“没有围墙的党校”来培养领导干部。在推动学习型社会方面学习时报确实起到了较大作用。当时开展“三讲”,其中一项是“讲学习”,需要引导社会学习风气,办了学习时报。那时我从光明日报调到中央党校参与办报,我对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企业一直感兴趣,所以就组织发表这方面的文章。2001年5月15日,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的开幕式上,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企业,基于此,我们分别开办了论坛。后来好多城市的事业机关、企业领导纷纷找到我们,想要了解什么是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城市,又该如何建设,包括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也找到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了解,然后全总起草文件联合十个部委向社会发文,号召创建学习型组织,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报社的总编是徐伟新——现在中央党校教育长,她在这方面给予了支持和领导。
 
 价值中国:您还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主编,请您谈一下这份杂志的特点。你能否介绍一下国外在学习型组织方面有哪些最新趋势?
 
  钟国兴:这本杂志是胡耀邦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创办的,在历史上影响比较大。曾经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社会上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所以一直被领导群体所关注。它的受众群体大都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知识分子,现在主要定位于发表关系国家发展的理论性战略问题作品。虽然属于内部刊物并不公开发行,但社会上的发行其实也是不受限制的。
 
    提到学习型组织,有些人有些误解,以为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我的看法是它和组织学习理论其实是一致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市场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学习出现几个方面的重大转型:以书本为中心转向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以提高素质为目的转向以能力目的的学习;灌输式学习转向研讨式学习;阶段性学习转向终身性学习;个人化学习转向组织化学习。反映的这种趋势理论,最早在西方被称作“组织学习”,与咱们的“把大家管起来一起学习”的“行政学习”不同,它是通过各种方式研究问题,提高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四、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这方面理论,比如行动学习法、双环学习法、T型管理、头脑风暴法、知识管理、第五项修炼等等。彼得圣吉1990年出了《第五项修炼》这本书,副标题为“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第一次在书名上用了“学习型组织”这个概念。就我理解,“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是一回事,当然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九十年代学习型组织理论传到中国。西方的这些理论都是非常好的,但不是中国化的,中西方各有各的问题。西方理论他们没有强调的问题,反倒是我们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我们学习搞形式主义,搞运动,脱离实际。所以不能靠外国的理论完全解决中国问题,“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发展趋势就是结合各个国家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理论和实践上具体探讨。
 
  价值中国:请您结合一些具体的故事或者案例解释一下“裸面学习”、“链式学习”、“双向组织”等概念。
 
  钟国兴:其实从概念上讲也不是特别抽象。比如说“裸面学习”,我2009年出了本书叫《带着问 题学——裸面学习法》,在出版之前,我征求过好多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题目不能用,好多人说这个“裸”字比较敏感、层次比较低,你千万别用这个 字,别赶这个时髦。当时我就讲我还要用这个“裸面”,所谓“裸面”就是把面具摘下来,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容易戴着“面具”来表演,说一些不是 发自内心的话。比如你去谁家串门,结果不知不觉坐到中午12点,你发现怎么到这个时候了,赶快站起来说有事情得赶紧走,主人就会非常客气,留你吃午饭,你 说真有事情,主人一听就得更客气了,说饭都做好了,你难得来一次,一定不能走。结果你就真相信了,坐那等着吃饭,主人一看着急了,马上把孩子叫过来,说你 赶快上街买菜去。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很容易“表演”,提别是正式场合,一表演就不说真话。我认为学习要和实际结合起来,要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 让大家把“面具”摘下来,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大家全回避问题,那学习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所以,我认为别的什么都不能裸,但是一定要“裸面”。裸面是开展科 学化学习的前提。
 
 “链式学习”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我提出来的,但这方面我并没有写过多少东西,主要是在《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 章,不过这篇文章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全国不知有多少单位在开展链式学习,甚至村或者是企业班组这样的基层组织有些都开展了“链式学习”。链式学习主要是 针对中国的形式主义和运动主义,以往我们一提到“学习”就认为要“搞运动”,而且大家也意识不到除了读书、搞运动还有什么科学的学习方法。中央党校有位学 员——内蒙古包头市法院院长张民,曾与我谈到说“一开始听说您研究学习,我就想学习有什么好研究的,不就是看书嘛,这能有什么学问?后来又听别人说您讲学 习非常受欢迎,有思想。就跑到书店看了您的《带着问题学习——裸面学习法》这本书,感觉非常有意思,受启发,就想马上和书店预定一千本,结果都已经脱销 了。”
 
    其实学习是有科学方法的,只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大家还不知道学习应该“搞成什么”。所以在国外已经有的“组织学习”“学习型组织”等理论和案例研 究的基础上,我又提出了“链式学习”,将学习过程分成六个环节,像锁链一样环环相扣。第一个环节是“找问题”,发动组织内每一位成员,比如说企业,让每一 位员工、客户一起找问题,并列出清单。第二个环节是“小组研讨”,让大家围绕重点、难点问题成立小组进行研讨。第三个环节是“自主学习”,研讨过程中,大 家就会针对问题自主查阅书籍、咨询专家等等,并不用指定读多少本书。第四个环节是“知识共享”,就是学习后大家一起交流,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知识量都会得到 很大的扩充,大家水平会在交流中提升。第五个环节是“深入研讨”,学习了还要研究问题,而且就会更深入。第六个环节是“突破创新”,最后要解决问题。我认 为搞“学习型组织”一定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突破形式主义运动化,这样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企业才算破题,不然就还是过去的“形式主义表演”。
 
  “双型组织”要解决的问题是:“学习型组织”的“型”究竟是什么,以往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并没有讲到这一点,比如《第五项修炼》讲的是五种修炼方式,并 没有讲组织的“型”。其实“型”指的就是组织结构,过去的组织比较单一,就是通过“执行”建立起来的。但是到了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组织就会遇到非常多的问 题,这就需要集中大家的智慧来解决问题,这在“学习型组织”上叫做“团队智商”。那是不是要“团队智商”就不要“执行组织”了呢?不是的,需要我们将二者 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就是执行组织加自由团队(平等、民主、自由研究问题的小组)。我将这种互补的结构称作“双型组织”,我认为这种组织结构是整个世界组织 发展的大趋势。
 
 价值中国:有时候执行力和大家的灵活度可能会有矛盾,又是如何解决的?
 
  钟国兴:过去搞学习型组织的人讲的是“扁平化”,研究执行力的人强调的是严格规范,强化的是金 字塔结构。过去大家都是想在一种组织形式下解决问题,其实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将执行力和灵活度结合到一起的。你要提高执行力,就必须严格规范并强化金字塔结 构;你要提高团队智商,就要对组织“扁平化”,二者此消彼长,总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的办法就把它们分开,大家做事的时候,就要靠金字塔结构,提高执行 力,研究问题时,就要高度“扁平化”,建立自由团队。当然这种结合也是种艺术。
 
价值中国:去年您出版了《从第五项修炼到学习型政党》,在书中您与彼得圣吉先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您也认为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 炼》在中国影响广泛,但似乎在现实中真正按照他的理论执行的却不是很多,您觉得它对中国学习型组织有哪些启发或者借鉴意义?又是什么原因致使它存在实用性 不强的问题?
 
钟国兴:《第五项修炼》应该是管理学界的名著了,而且彼得圣吉也因此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十大管理大师之一。它 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这本书毕竟是西方人所写,只是针对西方问题,并没有针对中国实际存在的学习问题。比如说这本书里提到“建立共同愿景”、“自我超越” 等等,中国也有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更重要的是学习上的简单化、灌输式、形式主义、运动化,如果这些解决不了,那彼得圣吉所讲的“五项修炼”就会被虚化, 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价值中国:您刚提到我们学习上的“流于形式”,您认为我党应如何规避这样的问题?
 
  钟国兴:中国共产党强调建立学习型政党,这首先是种开阔的胸怀,能把国际上先进的学习理念引入 到党建中来,这种做法是非常开明的。当然,要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学习型政党,难度是比较大的。我接触过一些领导干部,他们认为我们的学习型政党建 设还没有真正破题。这个“破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学习型政党较于过去究竟有哪些区别,建设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个还需要讲的更清楚一些。第二是方式 上有哪些不同。我认为学习型政党建设要破题就要破除形式主义运动化,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找到一种科学的方式。首先要弄清楚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 我们的学习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科学的学习方式应该有哪些程序,又该如何操作,是不是指定多少书让大家去读,就是这个时代的学习法。关键是这种实质问题得 到解决才能建设好学习型政党。
 
 价值中国:这种形式主义、运动化的方式在前苏联表现得是比较极端的,是否与其指导思想和文化有一定关联?
 
  钟国兴:首先是与体制有关系,另外与文化也有一定关系,关系到的问题很多,需要系统地来加以解决,不仅仅是个学习方式的问题。科学的学习方式得到推广和真正实践需要多方面条件。
 
价值中国:如今是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也是空前的,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中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怎样通过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来实现集体智商的升级?
 
  钟国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转型的问题,从传统的农业、工业社会转向进一步工业化加信 息化的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每一个组织都要去面对,所以我们就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信息化全球化来看待问题,站在这种新的立场上 来系统地解决问题。那作为执政党就更要积极应对诸多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起到引导社会的作用,就这点来讲,仅仅靠领导们是不够的,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就 是我们文件所说的“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这和过去所讲的“群众路线”有相似之处,但这不只是个说法,还要进行制度的设计,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让大家能够真 正积极参与到党内的生活甚至决策之中。
 
价值中国:您认为将“党外民主”变为“党内民主”的形式是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你如何看待组织部“千人计划”的这种汇聚社会集体智慧来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趋势?
 
  钟国兴:其实我们现在好多问题都在进行探索,比如你刚才讲的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来引导社会民主,将来还会有一种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良性互动。有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有的效果还是有不错的,这会是个很好的趋势。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更广泛的探索。
 
 价值中国: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企业管理?您认为江淮汽车、莱钢对中国的学习型企业有哪些启示?
 
  钟国兴:中国的企业和社会都在进行大转型,有很多企业管理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现有的管 理模式有好多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有些解决问题了,但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淘汰了,所以如何将管理模式的实用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是如今管理上的一个难题。尽 管我们已经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管理理论,又有各种所谓的“中国式管理”,但后一种只是将古代的一些说法与管理学套在一起,并不能称作管理模式,实际上我们中 国的管理学基本还是一块空白。所以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既能将西方管理学和中国管理思想结合到一起,又能兼顾实用性和发展趋势,系统地解决中国企业转 型升级和发展的问题。
 
    江淮汽车、莱钢在学习型组织方面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最早接触的都是第五项修炼,但在与实际结合的时候,也突破了固有的模式,有了实际的、独创性的探索。这两家企业搞学习型组织,效果都是不错的,员工的精神状态、企业文化建设等都从学习型组织上获益了。
 
价值中国:您最近又出了本题为《找点》的新书,请问您所找的是什么“点”?如何去找?书名又有什么内涵呢?
 
  钟国兴:我讲的是做各种工作都要找到自己的“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比较模糊,我们过去讲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还有阴阳五行,都是比较模糊的、整体的、类比的,它不是一种精准化的、点式的西方 式的思维。点式思维比较适应市场经济,而用我们的模糊思维做事情时,达到的仅仅是“比较好”的程度。打个比方,一个比较聪明的学生,稍稍努力达到九十分, 但要再高一些就非常难了。如果想再提高,就要找一些“点”,一点一点的努力,逐渐地提高。中国的思维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对比两种思维方式,我认为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学习点式思维。一个人做不好工作,就是因为没有“点”,而做得好就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点,所以我讲“优秀出在点上”。
 
价值中国:您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理性的,但您在文学方面又表现出热情奔放的一面,例如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主题歌《男人身上有热血》就是您写的。您是怎样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特点结合起来的?生活中的您是怎样的人呢?请您与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世界观或是兴趣爱好。
 
  钟国兴:我是个搞哲学、搞理论的人,但有时候又会写些文学方面的东西,不光是歌词。我这个人做 事情比较由着性子来,有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我觉得理性和感性实际上是需要互补的。好多人问我说,你一搞理论的人怎么还能写歌词呢?这完全是不搭界的 啊。但我觉得,这其实都与我讲的“找点”的理论是一致的。无论哲学也好,文学也好,关键是要找到那个恰当的“点”,只是这个“点”会有理性与感性的差别而 已。我平时比较喜欢写点东西,像博客之类的,就像我50岁生日时写过一首诗,“几番慷慨几雄心”,原来慷慨激昂,雄心勃勃,“半世奈何半世尘”,五十年无 可奈何,一直还在混日子,“流水无帆天际远”,河水滔滔不见帆船的影子,就如逝去的时间一去不返,“淡看空性渐如真”,最后觉得只有“空性”才是真的。有 朋友认为我这首诗有些不太积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人每过一年都有不同的心境,尤其到了五十岁之后,会有我写的这种感觉。这只是几句话,但 是用五十年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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