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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转移、扩散与科技文化

知识的转移、扩散与科技文化

作者:
何亚平、宋建元
来源:
《世界经理文摘》
2014/06/21 00:00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学者们越来越关心知识的生产、积累和扩散。知识的特性决定了高度个人化和情景化的隐含知识不易在个体之间达成“共识”。本文试图从隐含知识的外化、知识共同体情景的构建方面探讨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机制。最后,提出了知识转移和扩散的组织文化要求。并强调了科技文化在知识转移与扩散中的基础作用。 
 
     关键词:知识、知识转移、知识扩散、科技文化
 
    关于人类知识的研究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自古希腊以来,它一直是哲学和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近来,知识又重新获得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它在为企业带来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经济获得长期增长的能力。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知识已成为真正的资本和首要财富。 人类的知识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显性的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它可以用正式的语言、符号、数字、形象等明确表达,如语言陈述、数学公式、论文、专著、说明书、文档、便览等等,这类知识可以通过符号系统正式而方便地在个体和组织之间转移、扩散。然而,明晰知识仅占知识海洋之“冰山一角”,更为重要的是隐含知识(tacit knowledge),它很难用正式的语言明确表达,它是隐含于个人经历的专属知识,并包含着无形的因素,如个人的信念、观点和价值体系。隐含知识很难或不能以符号系统直接在个人和组织之间转移和扩散,它涉及到知识转移的情景条件和文化背景等复杂因素,本文试图对知识尤其是隐含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机制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隐含知识的特征
 
    对于隐含知识的探讨,源于迈克尔·波兰尼的研究,波兰尼认为,隐含知识是技巧性的、由情景限定的,个人独特体验到但未言说出或无法言说的知识。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要多。在波兰尼眼里,知识是不能脱离认识主体的,主体的意图、情感是知识的正当形式,不存在超然于具体的个人的知识,知识承载了个人的判断和责任,知识只有在使用或交流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其本质,即知识只有与认知者相结合时才可称之为知识。哈耶克也注意到了这种同个人和情景相关的隐含知识,在其开创性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哈耶克指出,知识必须被看成与个人和人文因素相关,并且这种知识构成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优势,“略加思考就会发现存在一套很重要但没有组织起来的知识,而以知识的常规法则看,这些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即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下的知识。考虑这个因素,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具有某些优势,因为他具有独特的信息”。
 
    科技文化即作为文化的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隐含知识。在科技转移与扩散过程中,其显性的明晰知识部分引人注目,也很受重视,而且可以直接传播并被接受,还可以进行度量。而其隐含知识部分则不能直接传播并因受体个人状况及情景的不同,或被忽视,或有损益且无法量化。这也正是在科学技术兴旺昌盛的今天,科技文化并不发达的原因所在。
 
    波兰尼用认识的过程这个结构来描绘我们获取和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他把知识描述为“一种能更好地描述为认识过程的活动”。波兰尼认为,一切认知过程都是认知者把自身的因素涉入对象中,通过自身介入客体创造知识,即通过自身介入和投入,做到“内寓其中”,并通过将不可言尽的支援迹象整合成整体来获知存在什么。因为认知者本身是知识构成中不可或缺的正当成分,知识中的价值和情感是一切知识的必要方面,人类认识事物的关键,就在于将其内化为与个体状况及背景条件相统一的东西,是通过心照不宣地归纳特点创造出形象或模式。为了将模式理解为有意义的整体,必须将一个人的体验与这些特点结合。这样,内寓其中就打破了精神和肉体、原因和结果、主观和客观,以及认识主体和被认识客体等传统两分法。由此可见,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是自己在与这个世界打交道时目的明确的努力结果。或者更进一步说,知识就是动态的活动过程,知识的力量并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而是表现为一定情景下的有意义的活动,因为知识会导致行为的改变和产生行动。
 
    隐含知识包括认知和技术两大要素。认知要素以我们内禀的“意念模型”为中心。这些意念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世界的指导原则,它们深藏于人的意识中,以致于使人认为它们是固有的。隐含知识最基本的认知要素是一个人对现实的映象和对未来的憧憬,亦即明确“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它是显性的明晰知识的内化;而隐含知识的技术要素包括具体的诀窍、手艺、技巧以及来源于实际的经验,即解决“怎么做”和“谁会做”的问题。这种技术要素决定了隐含知识没有或暂时不能以符号系统表示出来,其扩散和共享只能源于知识获取者对知识拥有者的模仿或知识拥有者与获取者的共同实践,正如波兰尼所描述的:“你向师傅学习,因为你相信他所做的方法,即使你还无法仔细地分析和考虑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通过观察和模仿师傅如何做,徒弟无意识地学会了做事的技巧,包括那些连师傅本人也并不十分清楚的知识,这些隐含的规律仅仅在一个人模仿另一个时才能吸取”。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复杂的互动过程。
 
        二.隐含知识的转移与扩散
 
    转移和扩散知识的难度取决于知识类别。那些或多或少是明晰的知识可以纳入研究教学资料与传播程序,或以文件和数据库的形式来表示,并以合理的正确度进行传递。这一过程可以用组织研究和信息系统科学中的管道模型表示。该模型描述了通过某种具有独特性质与限制的信道来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的过程,因此,一个交流系统由信息通道将发送源和接受者联系起来,如图1所示。而那些体现个人经历的隐含知识,则难于直接通过信道来转移和扩散,他们还需要将隐含知识外化或构建知识共享和心智达成一致的情景。这就是我们所特别关注的核心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隐含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事实上,任何知识都含有隐含的维度。罗纳德(Leonard)等人用一个连续体来描述知识:在连续体的一极,是完全隐含的,存在于大脑和意识中的个人知识;而在连续体的另一极,则完全是明晰的、可编码的,并可以为他人获得的知识。大多数知识则存在于连续体两极之间。知识创新是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之间交互作用的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两种类型知识的互动构成了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提出的知识转化的四种模式——SECI模型,它们是:1.从隐含知识到隐含知识,称之为群化(socialization);2.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称之为外化(externalization);3.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称之为融合(combination);4.从明晰知识到隐含知识,称之为内化(internalization。其中,从隐含知识到明晰知识的外化过程,为隐含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提供了一条途径,是知识转移扩散过程中特别应予关注的。
 
    外化是一个表述隐含知识并将隐含知识转译为可理解形式的、明晰知识的概念转化过程〔4〕。将隐含知识外化,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管理工具之一,便是用隐喻和类比等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知觉和灵感。1978年,本田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宣布开发了一种全新概念的轿车,并提出了“破釜沉舟”的口号。在这一要求下,公司决定成立一个由年轻工程师和设计师组成的新产品开发小组。高级管理层对该小组下达了两条指示:(1)提出一个从根本上不同于公司以往任何产品的全新概念;(2)价位不高不低。为了表达对这一严峻挑战的看法,项目组长渡边广雄和他的小组采用了“汽车进化”的隐喻。他的小组把汽车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进行分析,探寻它的结构优化,并提出“人性最大化、机器最小化”的目标,实质上,渡边是在问“汽车最终将发展为什么样的?”结果,经反复研制,一种全新的产品诞生了,那是一种球状的汽车,既“短”(长度)又“高”(高度),球型车体给乘客提供了最大乘坐空间,却只占用最小的路面空间,它还使发动机及其他机械装置占用的空间最小,设计人员称之为“高个子男孩”,本田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城市轿车——本田“城市”。 本田“城市” 轿车诞生过程的有益启示,在于凸现了在设计研制过程中如何运用隐喻,构筑共识平台的重要。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比喻性语言,是指一种独特的领悟方法和工作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那些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个体,可以通过想像和象征直观地理解事物,进行隐含知识的交流与沟通,而不需要进行分析和归纳。通过隐喻,人们将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以新的方式汇集起来,就可以表达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即使得隐含知识得以外化并可以沟通。由于隐喻在两件似乎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所以它也带来了差异和冲突,隐喻中固有的矛盾随后可以通过类比来协调,类比是一个更结构化的过程,它通过突出两种不同事物的“共性”而减少了未知性。换句话说,类比通过澄清一个短语中的两个概念是如何地相同与不同或相似与相近,把隐喻中蕴涵的冲突加以调和。隐含知识外化的最后一步,是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模型,模型远比隐喻或类比更直观,更易于被人接受。在模型中,矛盾得以化解,概念可以用达成共识的具体形象体现,如球状形象使本田公司成功地提出了“高个子男孩”的产品概念。
 
    隐含知识由于是个人认知和体验的结果,要想使个人知识得以转移和扩散,必须构造一个知识发送源和知识接受者共同活动的情景场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模型给我们展示了语言信息是如何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形成理解的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深化对隐含知识转移与扩散具体机制的探求。
 
    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石匠工作的例子,石匠(A)对其助手(B)说,要“石块、石板、石梁”,于是他的助手(B)便依次把这些石料递过去,那么,B怎么知道A所说的石料,一定是他所递上去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呢?维特根斯坦认为,这要靠平时的训练,语言的用法训练正是他所谓的“语言游戏”。在语言游戏中,B所以有正确的反应,是按不同游戏所需进行训练的结果;其次,B对A的话有正确的反应,还由于A和B都参与或者在做同一种游戏,该游戏就构成了A和B相互理解的统一语境〔5〕。只有在同一语境中,或相关于同一语境,或者通过特定意会共同体(Community of knowing)的活动,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的语言和知识。这种特定意会共同体在知识创新型企业中担当着核心角色,它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相互交流,不断对话,促进创造。共同体成员通过对话和讨论激发新的观点,将各自的信息储存在一起,并以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最后将不同的见解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集体智慧。而建立特定意会共同体的关键,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隐含知识的外化和转移、扩散。 
 
    和信息通道模型不同,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信息和含义用来交流。语言游戏可能同认知的叙述概念相关联。人类有叙述能力,广义的叙述能力是指各种模型:口头或书面叙述、图示表述、仿效活动等,这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过程,通过它,人类文化世界和自我理解能够在时空上建构和保持住。简而言之,语言游戏模型具有如下特点:
  • 知识和认识知识的方法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的解释传统。
  • 语词仅在该共同体中有一致的意义。然而,即使在同一共同体里,意义也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化,并不是固定的。
  • 语言不是表现思想和客观知识的媒介,它本身就是思想和知识,语言的局限亦即知识的局限,因为我们仅能使用有限的知识和叙述形式来解释世界。
  • 知识通过发明新知识和叙述形式得以发展和进化。
  • 按照语言游戏模型,交流过程是奠基于由交流项目共享的专门语言并且支持适用于同一共同体的意义的发展,换句话讲,交流过程必须建立在共同体内,否则同其他共同体的差距可能会扩大。
 
    由于不同共同体之间有不同的语言、价值观、观点、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等,因此需要寻求不同共同体视角交换和解释内容的新交流形式。在这种交流形式下,仅仅使用形式语言和叙述形式都是不够的。彼此交流他们观点的共同体,首先须使他们的感情、价值和观点公开,营造出相互理解他们的语言,展示他们的精神话语的共识平台。事实上,不仅有必要交流“内容和意义”,而且还需要交流“解释他们的方式”〔6〕。交流中没有或仅有少量内容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很显然,这种交流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努力去弥补不同交流共同体之间的鸿沟(gap)。实际上,这也就是不同背景的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关键所在。
 
    共同体之间的交叉和重置是管理知识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步骤。交叉和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激发频繁的对话和沟通,有助于在员工中形成一个“认知共同基础”〔7〕,即构筑共同的认知平台,促进个人隐含知识的传播。现代科技文化正就是“认知共同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的交叉和重置还有利于员工将显性知识内化,从而促进新显性知识在共同体内传播。
 
        三.知识转移、扩散的组织文化与科技文化
 
    文化首先是指人们共同拥有的知识,是使他们能够以相同的方式阐述他们的经验,并依据共同约定的规范行动的知识。文化是自我永恒的、多层次的和不易改变的。文化环境在知识转移和扩散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亚瑟·安德森公司和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对70多家公司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88%的人感到营造开放和信任的气氛对知识的扩散和共享很重要。知识的转移和扩散由人来体现。只有考虑到人们共同工作的方式、共同学习的方法以及个体和集体的知识发展方式,才可能讨论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所有认真对待知识的公司都着力于创造一种有助于不断获取、学习和共享知识的环境和文化氛围,即注重组织文化的建设。
 
    然而,有许多文化因素制约着知识的转移和扩散,这些制约因素会造成“摩擦”或“噪音”〔9〕,会减缓或阻止知识的转移和扩散,并且在它设法穿过共同体时对某些知识进行侵蚀。达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鲁萨克(Prusak)系统研究了影响知识转移和扩散的摩擦,并提出了相应的克服办法,如表1:
 
摩擦 可能解决的办法
缺乏信任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建立关系和信任
不同的文化、词汇和基准框架 通过教育、讨论、出版物、合作和工作轮换来建立共同的基础
缺乏时间和集会地点:狭隘的生产性观念 确立进行知识转移的时间和地点:交流会、谈话室、会议报告
地位与奖励归于知识拥有者 根据分享情况评估工作表现、给予奖励
受教人缺乏接受能力 培养员工的灵活性;提供学习时间;培养接受新观念的能力
认为知识是某一群体的特权,是非我所有的东西 鼓励非等级知识观念;观念的质量比其拥有者的地位更重要
不容许有差错或需要帮助 接受并奖励创造性的错误与合作;不知者不为过
 
      表1:知识转移与扩散中常见的摩擦和克服办法
 
    从组织实践来看,减少摩擦和噪音可以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组织文化的建设,强化以知识为导向的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重视科技文化对知识转移和扩散的基础作用,通过成员组织社会化,塑造一种共有的知识愿景(knowledge vision)〔11。以知识为导向的文化的关键因素,是在一个不断学习、共享和尝试被高度评价、重视和支持的环境中,创造一种信任和开放的氛围,它包括如下内容:1.对知识有积极的倾向:职员聪明,对知识有强烈的好奇心,愿意自由地进行探索,其创造和共享知识的活动能得到高级主管人员的支持;2.企业组织文化中没有知识禁锢:职员对公司无怨恨,富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愿意同公司其他人员交流和共享个人经验,也不担心知识共享会使他们丢掉工作。其二是强调开放的组织设计,组织中各部门间破除条块分割的壁垒,组织与外界建立友好的界面,为个体之间(如不同部门的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外界的顾客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知识转移扩散的组织文化建设中,科技文化发挥着基础的、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近现代科技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壮大,是人类文化史的历史性转折,它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锐利武器,而且在各具特色的诸多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之间搭起了相互沟通、交流和积极互动的桥梁,不断改善和增强着诸多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科学技术基础,既促进了世界各国传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推陈出新,又不断吸吮着东方及西方文化的丰富营养,使科技文化自身也更加自主、自立和根深叶茂。现代科技文化的价值观凝聚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结晶,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尺,它不仅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而且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实现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的强大精神基础。从微观层次来讲,科技文化的这种思想和精神力量体现在个人观念、认识、行动等过程之中,行为者正是在科技文化价值观的指引下同其他个体和社会进行沟通和互动。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科技文化价值观对知识的转移和扩散过程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理性是科技文化价值观的基础和最基本的特征,是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理性也是知识转移和扩散的认知基础,首先,知识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实体,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过程性活动,并同特定的语境相关联,对知识的管理应首先把握其特定的内涵;其次,知识转移和扩散的活动过程也包含着理性的成分,知识的转移和扩散实质上是人与人或者说共同体与共同体的交往过程,这一过程中,理性人的假定是基本前提。
 
    求真唯实是科技文化的本质与价值观核心。对真理的追求是人类理性认识历来探索的目标,而近代技术文化注重实效价值观,则是近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促成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近代哲学的先驱培根曾告诫人们,“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就单一的个人和共同体来讲,知识很难称得上力量。知识只有被运用,尤其是被众多不同的个人和共同体运用时,才能真正体现出“知识是力量”的内涵,知识被运用的范围越广,其力量愈大,对社会的价值愈高,而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正是体现这种实效价值观的有益行动。
 
    作为科技文化根本使命的批判创新,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科学知识的增长,思想观念的演进,无不是批判与创新的结果。就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来讲,其本身就是一种批判创新过程,将个人和共同体独有的有价值的知识让更多的个人和共同体共享,以此提高知识的价值。而在知识的转移和扩散过程中,创新的思想更是无所不在,知识外化活动中隐喻、类比、概念、假设和模型的运用,可以认为是对知识处理和加工的独到探索。
 
    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风度,亦是科技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科技文化公平原则应有的题中之义,并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是个人和共同体同其他个人和共同体的交往互动,是知识需求者接受、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的拥有者和知识需求者理解能力是有差异的,可能需要知识拥有者和知识需求者进行多次交流、示范和磨合,科技文化价值观的宽容原则正是维系知识拥有者和知识需求者能够进行持久合作的精神支柱。
 
    科技文化效率观的出现,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最具广泛影响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生产效率和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根本变革,从而开创了社会生产狂飚式发展的新时期,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知识转移和扩散概念的提出,亦是科技文化效率观在现代社会的充分体现,知识只有在不同的共同体中运用,才能表现出对社会的效率。
 
    总之,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既是个人及共同体与其他个人及共同体交往互动的过程,也是特定情景的、局域性知识向外部开放的重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科技文化价值观起着最基础的作用,是绝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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