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尔的传言，从来都格外受关注；而关于海尔与政府关系的传言，更是高度敏感。在某种程度上，海尔已成了未来一段时期政企关系的试金石，成了中国商业环境的一个风向标。

 

    一个企业的动向，竟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这在2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还属少见。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几个著名的焦点事件，分别代表了中国式政企关系的历史：   

 

    1997年，“烟王”褚时健被捕，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领导人“59岁现象”的关注。此后，企业家作为一个不同于官员的特殊阶层的地位，开始被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暗地里接受，企业家的待遇大为改善，从而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出现(但企业家个人出局的例子仍屡见不鲜，如健力宝李经纬、三九赵新先、长虹倪润峰等等)；

 

    2000年，联想改制成功，创业团队此前获得的分红权被香港资本市场确认，一条光明的道路呈现在企业家与政府面前。从此，柳传志“提前拐大弯”的耐心和中科院婆婆的开明，成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制的政企关系的模范样板(TCL也是类似的道路)；

 

    2000年，春兰改制被国家有关部门叫停，中央政府介入了地方国企的改制。此次海尔的改制，恐怕最终也会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态度影响；

 

    2002年，科龙革命屡经努力终归失败，被民企格林柯尔收购，此后，许多地方政府放弃了对当地名牌国有企业的迷信与依赖，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又一轮民营化浪潮。

 

    这些“风向标”事件串在一起，实际上勾勒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演进路线，反映着一种由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共同缔造的“发展同盟”的变化。

 

    在中国企业界，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小地方出大企业”现象。长虹与绵阳，海尔与青岛，春兰与泰州，科龙与顺德，TCL与惠州，这些上个世纪中期出现的著名企业，都诞生在一些二线城市甚至小城镇。政府把资源向企业家集中，企业家得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发挥自己的天赋。二者合力，企业、经济搞上去了，企业家(张瑞敏等)得到了中国社会以前不可能给商人的荣誉，政府作为股东获得税利，作为社会管理者创造了就业，皆大欢喜。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拿回了税利，而企业家也获得了声誉和企业控制权———全都是这样的梦幻组合，全都是这样的双赢格局。地方大股东+创业型企业家=全国著名企业，一者得名，一者得利。20年来，政府和企业家，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发展同盟”。

 

    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同盟的一个潜伏的隐忧逐渐表面化：海尔、TCL、春兰，这样的企业在创办时，政府和企业家并没有像国外惯常的那样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现在企业做大了，企业家快退休了，整个社会的权利(产权)意识强化了，问题陡然出现：怎么给企业家定价？所有上述“风向标”，都在这个问题上反复递进，分别触及或者解决某一个层次的问题。

 

    现在，轮到海尔了，问题也到了最深层次。

 

    一方面，20年发展累积下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因为一场与海尔有关的争论，意外地首先在公正问题本不突出的企业改制层面上被“引爆”。企业家应不应该，以及应该占多大股份？这些以前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一对一”慢慢谈判协商的难题，现在摆在了公众面前，而公众舆论也最大程度地表达了“一面倒”的倾向；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开始介入以前主要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之间进行的探索，国资委及其地方分支机构强势出手，一系列主要适用于垄断性、资源性中央级国企的管理办法，可能会慢慢被复制到地方性、竞争性的创业型国企身上。而此时，正是这些著名的“20年公司”(它们基本都有20年左右历史)规划第三个10年，正是它们代表中国“走出去”全面获取全球竞争地位的关键时刻。

 

    一个中国式的商业难题，在不适当的时刻以不适当的方式摆在了政府、企业家和公众面前。不管有多大变数，应该相信务实而中庸的中国智慧能够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