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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
作者:
来源:
《掺望》
2014/07/01 00:00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是旅美教育学家、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从2000年开始,每到暑假就回国到各地作报告时,被很多人问到的同一个问题。许许多多甘愿把巨大的付出用于孩子教育的中国父母,一直以为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告诉他们,创造性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育,创造性教不出来,但不适当的教育足以把创造性扼杀在萌芽中。
2000年,南京一个房地产老板建的一所中英文学校,邀请黄全愈在学校办了个“素质教育实验班”。开班第一天,黄全愈给刚上小学的孩子们讲第一课。他看到孩子们全都挺直腰安静端坐,就要他们放松自己,可以坐也可以站,孩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黄全愈讲课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孩子们饶有兴致地七嘴八舌回答。下课了,一个小女孩走上前问:“黄爷爷,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人走呢?”黄全愈心头一热,蹲下身说:“等爷爷明年从美国回来,相信你一定会有答案了。”
一年后,黄全愈回国到这个实验班,把上一年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结果所有的问题孩子们都答得很好,还反过来问了不少让他“难堪”的问题。他听孩子们用英语做“拔萝卜”游戏,当“小虎”、“小猴”、“小猪”、“小兔”合力把萝卜拔出来吃,并且用英语说“萝卜真甜”时,他听到那个小女孩自言自语地用英语嘟囔:“老虎是不吃萝卜的!”黄全愈心头一震,这不正是“实验班”要培养的能独立思考的孩子吗?
又过两年,黄全愈第三次到实验班,看到的却是一群怯生生的孩子,虽然都能讲流利的英语,却不见了个性奔放、活泼好问,他们的灵性在两年的应试教育中已经荡然无存。房地产老板向他道歉:“对不起,我没能继续按你的理念教他们,因为我也有很多无奈……”黄全愈的眼睛湿润了,也许他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前功尽弃”。
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起,孩子就被要求听话,“不听话”的孩子被斥为调皮捣蛋。进入中小学盛行的“圈养教育”,学生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按照老师的讲解领会,记住标准答案即可,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作文时如果写了“我不喜欢世博会,挤死了”,那很可能会不及格。
那些中规中矩的孩子后来的表现又如何?在一个为教育改革建言的座谈会上,某大学教授披露近年间自己所阅读过的毕业论文:“如果哪一篇写得很通顺,那十有八九是在网上抄的。”某律师事务所主任评价近些年前往应聘过的大学生:“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大类不同的孩子”,美国学者萨博提出的这个观点,对黄全愈梳理“怎样培养孩子”的研究思路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被称作“聪明的孩子”,能知道答案,能理解别人的意思,能很快抓住要领、完成作业,乐于吸收知识,长于记忆……被称为“智慧的孩子”,能提出问题,能概括抽象的东西,能演绎推理、寻找课题,运用知识,善于发明,长于猜想……
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这为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指明了方向。
如何办成一流大学,一直是国内教育界的一大纠结。在某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方某校长问哈佛大学校长怎样办成一流大学,结果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办成一流大学,我只知道怎么办不成一流的大学。如果行政的干扰太多,在学术探讨上,大学生与教授没有平等的对话,就办不成一流大学。”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如何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不容学界有半点回避。吴敬琏提到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变革时所说的,“革自己的命确实比较困难。但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在放弃改革。”
(2010年11月8日第 45期《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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