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虑科学和技文化时，有一个在讨论中起支配作用的关键词，即不确定性。当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研究时，其研究结果不可能事先预测，简单的现实是，当必须获得并不可利用的信息时，研究仍在进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带来有商业价值的发现。

 

    创新的尝试大多数情况下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引出第二个关键词：风险。由于广泛的原因，科学和技术研究是有风险的。在工业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务风险各种形式出现：

 

    1．科学研究支出可能没有发现任何有潜在用处的新知识。

 

    2．即使新科学知识确实来源于科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它可能绝不会导致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或者，它可能需要在新产品设计和开发上进行如此长期的投资，以至于商业决策者觉得此种新产品过于昂贵。这主要是由于粗糙的新产品有待开发而留下的资金超额，最好的情况是，顺着该路径再开发几年。但是，即使研究的确带来一种新产品，许多深层次问题仍然会提出来。 

 

    3．如何才能在技术上很好地开发新产品？

 

    4．如何合理地确定这种新产品的销售价格？

 

    5．开发改进和产品成本可能下降的速度将是多快？

 

    6．这种新产品对消费群有多大的吸引力呢？他们会购买吗？？

 

    7．创新公司的产品是如何独有呢？我所谓独有的意思是，创新公司能从其创新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可能取决于创新是否获取了专利。如果没有，它会多快地被不对该产品投资分文资金的竞争公司所模仿？这就是所谓的“搭便车”问题。

 

    8．某个政府组织会通过管制需求而破坏预期利益吗？ 这是制药工业的主要考虑因素。在新药品能销售给公众之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需要对新药品进行长期检测。许多新药品在允许销售前必须经过几年的检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超过10年。

 

    9.从竞争方模仿或由某种新技术开发的优良产品需要多久？

 

    因为这些和其他更多的因素，创新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必须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作出财务担保。然而，从潜在的企业家角度来看，创新活动意味着承担较大的财务风险。明显需要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明智的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这个问题的满意回答可能涉及到探寻西欧资本主义的整个长期历史，但在45分钟内，我肯定不能做到这些。关于这一主题，我能写一本书。事实上，我已经就此主题写过一本名为《西方致富之路》的著作，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感兴趣，我很乐意地说，该书的中文翻译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为什么某些人或者商业公司愿意承担巨大的财务风险，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简单而直接，资本主义是对创新成功者提供巨额财务回报可能性的经济组织。

 

    第二种解释较为复杂，但它本质上可以概括如下：很久以前，西欧进行了各种政治和法律改革，加之完全的技术革命，这些有益于降低某些不确定性，或者至少将不确定性的后果降低到更能容忍的程度。

 

      二

 

    在西欧，大约1600年后，不确定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政治体系改革。这些改革限制统治者——国王、君主或他们的代理人任意行使他们绝对的政治权力。这些改革最初起始于17世纪的英格兰，随着选举议会的引入，大批商人（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进入议会，并且最终控制了国家的财政大权。这意味着国王及其代理人都不能任意没收财产或征收高额赋税。国家财政开始由议会控制的税金所决定。因此，商业公司未来交纳的税金能更好地被预期。商业公司对其税金负债有完备的知识——至少对将来有某种程度的知识，因而他们能够对创新投资。税赋因而变得可计算和预期，并且不受制于不可预见变化的不确定性。

 

    可预见意味着熟悉法律和法律惯例的人能对其资本投资作合理的计划，而不用担心有政治权利的人在以后会干涉和破坏计划。这（议会）以后，建立了执行财产权利和契约协议的商业法庭。这些政治和法律创新后来被称为“法律而非人的政府”。议会和法庭在进行技术创新社会里具有决定的重要性，技术创新经常涉及到向未来作巨大的财务担保。 在这种更大的框架里，许多其他法律和组织创新逐渐引入。他们对降低由市场导向型社会的创新者所带来的财务风险有共同的影响。这里仅能捎带而过（参见我著作中的详细讨论）。关键是那些投资于公司股票的商人的有限责任的法律概念，如果公司累积了大量未偿债务，一些购买股票份额的人可能完全失去股票的价值，但没有失去其他有价值的资产。因为责任是有限的。

 

    紧接着出现了股票市场，如果公司股票份额的持有者认为该公司将来可能比预期有更大的财务风险，他们可以迅速地在股票市场上处理掉这些股票资产。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了期货市场，它允许商业公司今天确定价格，而在未来某段时间进行资产（小麦、外汇）交割。因此，期货交易能使公司避免未来价格较大增长的不确定性，否则，价格上扬会给其财务前景带来危机。当然，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保险公司总是对某些风险提供担保。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降低风险的最重要的形式是个人通过选择购买和保留他们的投资组合来多样化法人资产而降低财务风险。代替仅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个人可以选择持有多家公司的股票份额，因而降低了只持有一家公司股票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多样化组合”。而且，如果今天的私人投资者对他们作出降低风险的明智决策能力没有充足的信心，所谓的“共同基金”很乐意为私人投资者提供这种多样化决策服务，当然，需要一定的费用。

    

   三

 

    我一直对历史上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做如此多的讨论，然而，有人或许会认为，在拥有强有力大公司的高技术发达国家，不确定性可能不再是主要问题。毕竟，在今天的美国，有20多家企业每年的研究与发展（R&D）预算超过1亿美元。并且有16000多家企业拥有自己的工业实验室，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上述这些公司不再关注来自不确定性的棘手问题。

 

    认识到不确定性仍然是创新活动的核心对于理解创新文化很重要。基本事实是，很难预测市场将会如何接受一些新技术。 一个显著的原因是，在一个适度丰富的社会里，预测某种新产品如何适合消费者的偏好是极其困难的。我给大家引用一个有相当智慧的群体预测消费者反应的失败案例：《纽约周刊》的记者和工作人员。1939年，《纽约周刊》报道了近期试验的成功，该试验突破显著地预测了电视这种潜在的优良新产品的出现。但《纽约周刊》完全没有想到电视会有广阔的前景，至少在美国。所有美国最显著和有影响力的报纸都严肃地宣称：“电视将绝不是收音机的严重竞争对手。因为人们必须坐着且双眼盯着屏幕，普通的美国家庭没有看电视的时间”。如何解释这种没有预测到电视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和使用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失败？坦率地讲，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它有许多20世纪最重要创新的特性，即没有人能够正确预测创新的未来影响。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一次最近的创新：移动电话。在1983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正在考虑生产和销售这种新产品的可能性。因此，它雇用了一家美国最知名的咨询公司来预测到1999年美国可能达到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提供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预测是，在1999年，美国移动电话订户量可能达到一百万户。事实上，那年的订户数量超过了7千万户。

 

    如何解释这种荒谬的低估呢？当然，部分是由于对许多电话在其中有广泛用途的行业评估有些失误。但这种低估也由于忽略了能广泛体现创新未来需求的其他因素而造成的。事实是，大多数原始创新以简单的方式出现，并且经历一个技术改进和成本下降的长期过程。第一架飞机在1903年就可以飞离陆地了，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才成为重要的商业产品。在飞机变得足够安全、可靠和适合于普通公众广泛应用前，它经历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因为需要成千个设计改进。

 

    关于1983年移动电话的情况也十分类似，那些电话是原始产品。他们是如此沉重和巨大以致于很难称得上“移动”。他们的声音传播质量也很差。并且，最为重要的是，1983年的原始移动电话售价为3000美元，他们在美国今天连100美元也不值。

 

    考虑另外一种其他的近期技术：激光。在1960年，激光只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科学突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明显的用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压力的结果，激光开始作为服务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最终产品的平台。它成为化学科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它是高质量播放压缩光盘（CDs）里音乐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系列外科手术步骤的可选工具，有5种专门涉及激光在医学中应用的英语医学期刊。利用激光读取（例如扫描）条形码，超级市场的柜台交易速度可能会提高。今天最好的计算机打印机充分利用了激光。激光同光学纤维一起，已经引起了电讯系统的广泛革命。

 

    上述有商业用途的主要创新可能会不确定地扩展，在他们最初发明时，谁也没有梦想会有商业用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商用机械公司（IBM）的总裁最初并不乐意使IBM进入计算机行业，因为他的顾问认为，计算机的全球需求量只需其产量的10－15％就满足了。看看过去50年电子革命的核心部件晶体管。我们现在知道，此时它仅是一种该在在《纽约周刊》1948年7月1日头版的大标题报道的技术。这一天仅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其发明的第二天。事实上，新闻埋葬在有关无线电通信的46页的周刊文章里。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IBM的高级副总裁将新兴的个人电脑仅视为没有重要商业前途的“电脑黑客的玩具”，个人计算机当然不会对大型计算机产生威胁。

 

    四

 

    我已经暗示了，今天和近年来的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阶段至少一样普遍。我也在前面暗示过，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分支发展法律观念和制度来将某种高风险活动降低到更低和更能容忍程度。我现在愿意提出一个关于新制度创新的简短讨论，这种创新在刺激美国高技术部门——微电子、计算机（尤其是过去30年间的计算机软件）、医学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起过关键作用。我也提到过私人风险投资业。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高技术领域的新创公司起核心作用，没有这些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可能不会有将起源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潜在创新进行商业化的能力。 这些风险投资公司的某些特征需要强调。首先，他们不借钱给潜在的企业家；其次，他们给这些企业家投资，例如他们向企业家提供股本权益，也就是说，他们将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并且将分享公司成功时的商业利益，但他们将承担那些失败公司的损失，正如许多失败公司所期望的一样。相反，一种更早的联邦政府计划赞助[小企业投资公司，1958年]是基于联邦资助贷款的。因为贷款甚至联邦贷款是必须得偿还的，这些资金大多为更为成熟的公司掌握，而这些成熟公司已表明是很难成功的，这些公司因而会产生必须弥合债务资金所需支付利息的经费超额。因为他们不能支付贷款利息，接受政府贷款的许多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严重动荡时期破产了。

 

    此外，联邦计划不能吸引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因为经理人只能获取政府公务员的薪水。此时的政府管制不允许经理人获取其所管理公司财务成功的补偿。简而言之，保守的工资报酬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动机来吸引管理高技术、高风险公司的有才能的人才。由于1980左右的管制改革，风险投资业出现了，这种改革允许退休基金投资于市场上的高风险证券。1981年，出台了允许使用股票期权补偿雇员的法律，并且资产收益税也以各种方式变化，这大大提高了通过股票期权补偿经理人的吸引力，这些改革显著提高了成功企业家的资金报酬。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认为，他们投资的大部分公司将会破产。但是，他们按照预期运作，因为，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成功的公司带来的利益将远远超过失败公司的损失。换句话讲，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对风险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对任何公司而言，他们假定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公司的失败风险。但是，这只是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在某种文化环境下才会兴旺，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破产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美国视为耻辱。在日本和欧洲的大部分地方，破产仍被视为耻辱。

 

    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关键因素，在过去20年里，硅谷高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公司仍可能不会出现。承担高风险而能够生存是因为，在个人水平上，它提供了获取高利润及其在征税后保留利润较大比例的期望。在这方面，股票期权是创造有力激励机制的一个核心因素，这种激励机制是硅谷的驱动力。

 

    将风险投资公司视为近期的一系列以资本主义历史为特征的制度创新是有益的。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局限于私人合伙公司。他们现在的许多资本来自退休基金，但也来自保险公司、私人基金和寻求使捐款获取更高回报率的大学。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在高技术领域寻求创造潜在利润的时机。在这一领域的每一项投资都是高风险，但风险投资公司试图通过著名的多样化组合方法来降低总体风险。在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期视野里，风险投资公司仅是最近的制度创新，它包括有限责任的法律准则、股票市场、保险公司和期货市场——制度创新通过降低财务风险而鼓励创新活动，否则，财务风险将会出奇的高。

 

    因此，当谈到企业家精神文化时，我们该牢记这种文化结构是奠基于有力的经济刺激的坚固基础上的。美国风险投资业运作良好的原因是，它包括一套所有利益相关主体从企业家成功中获取利益的激励系统——即潜在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投资资本的制度补充者。风险投资系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近期结果，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寻求提高生产力创新上带来更有效率的资本配置，也因为它为准备承担较高风险的参与者降低了失败的成本。

 

    人们常常这样认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公司追逐创新是十分浪费的，特别是因为它会在研究资源配置上导致过分的重复。要不是由于普遍深入的不确定性这一点的话，这种批评可能是恰当的。事实上，市场空间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众多有关创新不同途径的预期不确定性面前，资本主义制度鼓励沿着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探索。在研究的早期阶段，这是特别宝贵的。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性极其高，个人和社会从各种可供选择的创新途径的探索中获取利益.

 

    因此，在竞争环境中运作的初创公司在许多方面是一种追逐社会长期经济利益的有价值的低成本方式。在这里，不确定性很高，它能使个人形成自己不同的判断并使这些判断起作用。对于那些成功的人，有潜在的高回报。的确，视中央计划和决策集中化有社会效率的主张是真理的精确对应物，此时，创新的路径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模糊。事实上，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的悲惨失败强烈地暗示，高度集中的体制对培养创新活动是完全不适当的。苏联体制表明其不仅对创新的极度敌对性，它甚至也敌对现存技术的转移，这种技术转移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起来。这种情况的确如此，尽管在物理、化学和数学领域前苏联拥有全世界大量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用本次研讨会的语言来讲，苏联体制缺乏的是科学技术文化和创新。中国选择举行这类主题的研讨会加强了我认为中国将不会重复苏联糟糕的经济错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