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技术造成文化变迁，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本文试图从创新文化的价值、文化对科技的影响和制度创新三方面对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法则。

　　关键字：科技文化、创新、创新文化、国家创新体系

    就文化与自然相对立的两者关系来说，人类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自然支配文化，人受自然控制，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文化开始支配自然，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开辟了自然进化与文化进化的两条进程；第三阶段的特征是，人类超越了其赖以起源的动物界而进入了文化自身发展的新阶段，自然成为文化的一种新形式或将自然以人工形式重建为文化的理想形式。在这过程中，科技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而科技的发展受制于体制，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重要内容。

    研究科技文化的目的主要是要认识：承认并强化科技的文化功能。因为科技不但有物质功能和经济功能，还有其文化功能。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科学对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象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科学的第二种影响人类的方式常常为人们或轻视或忽视。

    爱因斯坦强调，“科学的不朽的荣誉，在于它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了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在创造初等数学时，希腊人最早作出了一种思想体系。它的结论是谁也回避不了的。然后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把系统的实验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得人们有可能如此精密地表述自然规律，结果使得自然科学中不再有意见的根本分歧的余地。从那个时代起，每一代都增加了知识和理解的遗产，而丝毫没有碰到过危及整个结构的危险。”

    科学作用于人的心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就是在好奇心驱动下的锲而不舍的、自由探索精神；科学态度、就是不迷信权威，不弄虚作假的求真务实的公正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是科学的内在本质，是它区别于其它领域、其它工作的根本特征。这种本质和特征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科学作用于人类的心灵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不断地向我们展示宇宙的本原，世界的结构，物理实在和时空观念，丰富人们对世界的了解。牛顿科学引导出了机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尔文科学引导出了进化论的世界观和有机论的方法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又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全新观念，增进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迫使人们放弃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世界观。例如，哥白尼革命，按库恩的观点，它不但是一场科学革命，也是人的思想发展和价值的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为新思想开辟道路的。

    科学提供的方法论，其意义至少不亚于物质方面。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是从科学研究中萃取出来的，它们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怀特海对科学方法给予了特别崇高的地位。他说：“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的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的真正新鲜事物。”[2]

    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人类对自然界所起的社会角色的变化是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有人认为科学概念的本质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发明，因而只要拿起来就可以用，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学的思想、理智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力山大到凯撒，从恺撒到拿破仑，对后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泰勒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则能够移风易俗，改革思想原则。前者比起后者的影响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思想家个别地说来是没有力量的，但最后都是世界的主宰。”[3]

    难怪，科学家爱因斯坦被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伟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科技的文化功能是不可轻视和小看的。

    科学技术造成文化变迁，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也在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文化阻碍科学进步在历史上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进了火型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特别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家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侯，加尔文便烧死了他，并且是在活活 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之后；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4] 尽管罗马教皇在20 世纪后期宣布为伽利略平反，但这毕竟为时已晚了。

    早期的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科学而折射到技术发展上。文艺复兴后的二次工业革命都是科学知识与工业技术的结合而实现的。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具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优越的文化，但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欧。这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发现精神”使科学知识与技术实现结合。历史学家确认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必要的科学知识，早在100年前就已存在，只是等着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社会条件成熟；或等待一些自学成才的天才发明家，如纽科门、瓦特等，将现有的知识和工艺技术结合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技术。文化是科技革命得以实现的助产土和催化剂。

    中国自古代开始就有很强的实用技术，但中国缺乏西方所具有的科学知识。这原因是，“我民族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二千年来可有千家的《易经》注解，而没有人探索物质的构成或天体的运动等问题。直接的原因，是二千余年来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和近数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局限思想、学术的领域、方向，但基本的原因，则系我民族五千年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影响：民族思想的偏重实用性。”[5]

    当然，世界性的工业革命与中国无缘，除了文化影响科学落后，失去与技术结合的历史机遇之外，还有许多值得反上思的其他原因，尤其是闭关锁国，不开放不与外国交流，是中国在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今天，文化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为了实现科技创新，我们在文化上还必须以极大的努力补课 。因为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文化在其最深层，是与有关整个世界工作原理的核心假设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工作模式。这些假设虽然并不为人们所明显意识，但它们是组织基础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物质需求等方面的直接表现。尤其在今天处在“科技创造实在”的时代，文化意义决不可小视。杨振宁教授甚至说，要想 “知道21世纪的教育是什么样子，首先要看21 世纪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文化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影响在当前更加明显。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教授钱颖一在对美国硅谷何以成功的环境和文化作了研究以后认为，硅谷环境和硅谷文化造成了创新和创业的新天地。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更缺乏的。前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对中关村能否同硅谷的创业竟争持并非乐观的态度，原因是两者在文化上的差距很大。李开复说：“硅谷正在生成一种转向市场驱动的文化，而在中国，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的趋动。”要从“受技术驱动的文化”转向“由市场驱动的文化”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还同时受制度文化的制约。这种转变需待以时日。 目前最重要的是应努力营造创新文化，让北京与上海等重点城市成为区域的创新温床（local seedbeds of innovation）,争取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中心”（High Technology Industrial Centers of the World）。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synergistic）“创新氛围”(milieux of innovation),也即是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尊重个人自由、减少官僚主义、团队学习、竞争合作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等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因素在这个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中顺利成长，技术创新才会有源头活水。

    制度创新是有效发挥科技的物质功能，文化功能和文化促进科技发展的基本保证。

    一种制度如果只能接纳科技的物质生产力，轻视或甚至拒斥先进的科技文化内涵，那么这种制度就不能适应今日知识时代。就需要创新。知识与有形的物质不同，“知识存在人门的心中，是人性中复杂与难以预测的物质中的一部分。”[6]它符合这样的公式：[7]

    K = ( P + I )s

    其中，K代表组织知识, P代表人(people)， I代表信息（information) ，+ 代表技术（technology) ，s代表共享 （share)。

    这个公式意味着，“组织知识的积累，必须透过科技将人与信息充分结合，而在分享的组织文化下达到乘数的效果。也就是说，一个组织，一家企业要想充分运用知识，就应该从人员、科技、文化等几种因素作综合考量，进行战略性的部署，绝不能单就技术而论技术。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与政策研究所（University of Sussex's Science and Policy Research Unit）的经济学者（如多西Dosi等）已经证实，制度环境与历史发展轨迹在孕育及引导技术变迁，以及最终促成生产力增长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象一切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生产方式一样，有独特的文化与制度特征。而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是联系某一特定社会的彝族价值与信息。文化是通过在制度与组织中的嵌入（embededness）来显示自身的。

    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嵌入在工业组织和制度之中的，而知识时代的文化则将体现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和制度中，着就必须通过创新使工业组织与制度转变为知识时代的组织和制度。我们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创新是一种集群(cluster)现象。科技创新并不是科技本身的事情。

    无论是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还是当前世界各地高新技术发展的经验表现、技术创新、技术突破是成群出现的，彼此间以正反馈过程互动。不论是什么条件决定了这种集群现象，我们都能从中理解到，技术创新并非是孤立的现象。

    技术创新反映了既定的知识状态、特殊的制度和工业环境，能够提出和解救额技术性问题所用技巧的操作性（accessibility），让应用成本最有效率的经济心态，以及生产这与使用者的彼此交流沟通，等等，它是一种综合效应。

    创新系统之间的互动，以及依赖某种交换思想、问题与解决方法的“氛围”（milieux of innovation），是技术创新获得成功的重要特征。这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一种与制度环境相关的社会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特定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技术创新，并也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创新提供路径。这些社会条件的复制不仅是经济与技术层面的。也是文化与制度性的。社会与制度环境的转变，可以改变技术发展的进程。

    我们曾经提出建议要把“制度创新”提到创新系统研究中的首要地位。其中指出：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仅要强调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一战略目标，还要重视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转化为制度创新能力这一战略主题，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毫无疑问，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对我们这个后发国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单纯强调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唯一重要性，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方案设计带有重指标增长、轻制度建设的偏向。只有立足于科技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论”观点，我们才会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生产力落后，还表现为各种制度创新水平和能力的严重落后。

   正是基于这种“整体论”立场，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还应该充分考虑如下三条基本法则。

   （1） 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来越取决于该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在“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取决于社会的劳动供给能力和资本供给能力，这种“物质生产力”主要靠外延指标来衡量。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该社会产出知识产品的能力。传统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将被“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概念所取代。对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不仅靠外延指标，而且依靠内涵指标。

   （2） 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不是技术的或物质的供给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供给能力是由社会化、市场化的知识供给机制来保障的。我国不仅是个“前知识”社会，而且还是个长期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型社会。这个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承担双倍繁重的制度创新任务：既要全面确立和完善现代市场机制，又要确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流通和应用机制。这种知识供给机制应当是社会化、市场化的，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

   （3） 一个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以人文社会知识的研究水平和社会化程度来保障的。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首先取决于人文社会知识的创新能力。此外，人文社会知识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它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取决于它的社会化、产业化操作程度。总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如果是科学的，就必须以人文社会知识为基础，并由一个社会化的机制来保障。

    总之，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条件。归根结底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协调发展。

    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能力，得到制度保障的知识供给能力，这是“知识经济”概念的三大要素。而在科技与文化方面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整合：（1）高科技与高文化（奈斯比特书中译为高思维）的联姻；（2）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并举；（3）突破将世界分化为“头脑国家”与“肌肉国家”的国际关系格局，提倡技术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协调发展。实现这三个方面的整合，需要制度创新得以保证。

    中国科学技术的长期落后，主要是长期受制度环境的限制。自1978年以来，科学技术所以有长足的进步和高度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意味着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如今我们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它要求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有更大突破，防止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向我们提出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新任务。有人对中国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动力作了分析后指出，几乎一致的共识是，我国技术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源还是体制性障碍，或者说几乎所有动力不足都与体制有关，制度环境的滞后成为技术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此时就必须解决社会体制的瓶颈问题才能解决技术发展的动力不足问题，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发展社会才能发展技术。

    中国国家科技部长徐冠华上任不久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突显出新部长的新视角。他提出，应“把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作为全社会的历史性任务。” 如我们前面已讨论过的，文化环境对创新至关重要。按吴文藻先生所说，“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所以，制度是关键。由此可见，科技创新需要以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来保证。

    人类在几千年与自然的事前斗争，首先是求生存，随后是征服自然的坚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我们这个物种目前所达到的知识和社会组织水平是我们终于摆脱了自然的束缚，而完全生活在一个人文世界之中，自然正在失去它的独立存在的意义，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形式，即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的自立独立的文化模式之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人类缺乏与自然相处的自觉意识，从而造成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当我们即将进入“人类世界里只剩下人类姿势独处”的“社会世界”里[8]，一种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型制度与组织关系也许是最重要不过了。

[2] A、N、怀特海著，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4页。

[3]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99页。

[4] 恩格斯著，于光远等编译，《自然辨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7页。

[5] 吴大猷，“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西方的原因”，载金吾伦编《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6] [美]戴文坡等著胡玮珊译，《知识管理》，台湾生产力中心出版，1999年，第34页。

[7] 同上，第4页。

[8]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77—578页。

S&T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 innovation

Jin Wu-lun（institue of philosophy, Chinese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 to culture transition, impulse human culture to develop.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nnovation issu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culture, cultural influence on S&T and co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inally, article expounds radical rule to construct ou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S&T culture、innovation、innovation culture、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注：本文发表于《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2003年8月。金吾伦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