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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数字鸿沟重在学习与创新

消除数字鸿沟重在学习与创新

作者:
金吾伦
来源:
学习型组织研修中心
2013/11/09 02:31
  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一道数字鸿沟。首先,这里是否存在着一条沟?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第二,怎么会形成这条沟?原因在哪里?这是科学分析;第三,这条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这是价值考虑;第四,有没有可能和办法减少或者消除这条沟?这是对策考虑。这也许是我们这次会议“关注数字鸿沟:公众理解信息技术高级论坛”所关注的问题所在。这里既存在许多观念概念上的理论问题,也有许多实践层次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其实,早就有人担扰,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可能将带来一个贫富严重两级分化的世界,并将进一步拉大全球的南北差距,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社会不均现象。随着数字化过程的加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已经并将会继续加剧,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突出,这就是数字鸿沟,而且还在加大的数字鸿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系主任迈克尔·德图佐斯在他1997年著的《未来将是什么:信息世界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u will Change Our Lives)一书谈到信息造成或贫富差距时说:“一个富有的国家有一揽子丰富的经济商品和服务。因此,它高度重视信息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原因是有那么多商品是由它们导致的。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电脑硬件和软件以及组织内部进行的信息处理大致构成GNP的10%。在孟加拉国,这个份额远低于0.1%-相差 100倍。”

    可以相信,不发达国家的状况大致如孟加拉国相仿,有的甚至差距更大。这种差距大家都看到了。情况更糟的是,这些不发达国家在能够考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更需要解决基本的居住、生存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对他们来说,奢望跳过工业阶段,从农业阶段直接跃入信息阶段,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如果信息市场放任自流,便将增大富国和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即是数字鸿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为不使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必须提出具体的倡议和计划,能让穷国更多地得益于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八国首脑会议通过《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提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消除信息差距。可消除差距,富国和富人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穷国和穷人发展信息技术的,并从中受益。不重视这一点,贫富差距就将扩大,也将加剧鸿沟两边的人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和平与发展极不利。但是,消除数字鸿沟要完全靠富国和富人无偿地支援穷国穷人也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发达国家发明一种治疗艾滋病药物,需花5-7亿美元,3-5年时间,从10000多种可能的药物中最后得到一种药效好的药物,要投资商白白送给穷人,投资商本赢利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所以要全靠发达国家援助是很难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也有相同的情况。关键要靠穷国和穷人自己的努力。

    对中国国内来说,数字鸿沟的填平,一是靠国家投资拨款,二是靠沿海兄弟省市的支援。但是,对贫穷地区来说,这些都还是外部条件,毫无疑问,外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正如一个幼儿要学会走路需要有人帮助。然而,要真正学会走步还必须靠幼儿自己。发挥自身的潜力不断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
    
      中国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确实已经作了大量的努力。1990年到1995年期间,电话总线增加了3400万,几乎相当于美国发展一个多世纪的实现积累的 20%,可以说是爆炸式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信息技术与发展工作小组在1997年《知识社会-信息技术促进了持续发展》的工作报告中对中国政府推动组织机构使用信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不尽人意的原因作了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中国组织机构的文化,技术能力和管理结构。
    
      首先,在中国组织机构的文化与实施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中国的组织机构模仿家庭模式,实行家长制,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严重的权力分配不平等,叫“权力距离维度”(Power distance dimension),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会增加透明度,从而会对高层人员构成威胁。这种文化上的积淀影响高层管理,对信息关注产生不同的态度。从而影响到文化内容的传播。这里存在着一个体制、机制以及文化环境的差异问题。
    
      其次是缺乏技术工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重性,一边无技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不利于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由于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十分强烈,引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是国外最先进的,但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低,组织结构又不合理,难以真正发挥最新技术和设备的作用。
    
      第三是组织结构制度和管理技能。“中国的组织机构中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管理者,这仍然是在公司中促进和扩散信息与通信技术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组织内部低水平的管理技术之间非常不匹配。难怪王选教授多次强调:“中国现代化最缺乏的是管理现代化”。朱熔基总理多次指出:“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这里首先还有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基础差,起步晚(相当于一个小孩刚学步就要参加百米赛跑一样难)。这里所谈的原因是当前阻碍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数字鸿沟有消除或差距的缩短。克服阻碍需要作各个方面的努力,但有一个基础性的方面是学习和创新。虞有澄在他的《我看英特尔》一书中的前言用的就“无尽的成长与学习”,结论是“学习——成功之道”。他的体会是:“永无止境的学习,追求技术创新的极限与勇于尝试错误是多么重要!”北大王选教授体会更深,他总结出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是“高科技产业的基础是在于学习和求变”。“学习与求变”就是“学习与创新”。(王选:虞有澄著《开创数字化未来》序三),学习创新“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成长的基础”。
    
      “学习与创新”不但是个人和企业成长的源泉,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许多人也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再停留在一般号台上,需要具体的展开和落实。数字鸿沟的造成首先有历史的和环境的原因,但它是学习风气和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最近美联储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001、6、20)强调,“在这个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学习越来越有必要成为一种终身的行为”。他指出, “美国如果想在把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方面继续作出卓越成绩,就必须保持其高等教育在科技创造发明上的领先水平,并使劳动者能够应付社会对熟练工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高科技社会要求劳动者不仅具有‘技术特长’,而且具有‘创造、分析、转化知识,以及有效运用电子方式与其他人交流的能力’”。发达国家如此强调学习和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应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非此,鸿沟是决难消除的。英国壳碑石油公司的德吉斯(Arie De Geus)说,“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有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我们需要加倍地学习,而且需要有组织的学习,建立学习型组织,逐步达到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的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目标。
    
      国外特别强调“学习型组织”。最早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动力学专家彼得·圣吉说:“一个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是思想的转变——从把我们自己当作与世隔绝,到与世相关;从把问看作是‘外在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引起的,到看出我们自己的行为如何产生了我们所经历的问题,一个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人们可以不断发现他们如何创造现实以及如何能改变它的地方。”
    
      学习型组织中特别重视系统思考,这对我们发展网上购物、网络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开发价值。例如发展网上零售,我们不能只重视网络、网站本身,还必须同时注意物流配送系统是否畅通高效。实际上,建立一个网站和建立一个配送系统的费用比大约1:10。所以,只重视网络建设,不注意或轻视物流配送系统建设,不作系统的思考,就会吃大亏。在这些方更,我们的确需要学习,需要有一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
    
      学习是为了创造。多年来,我们在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方面已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我们也看到,鸿沟远未消除,有些方面的差距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我们也知道,要消除鸿沟,缩小差距,光靠单纯的技术引进、吸收、消化,不仅无法改变我国在数字技术及其产业化方面的落后局面,而且也将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要求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信息核心技术、数字核心技术。这需要创新的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通过创新,使国人在微电子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高速数字网络和数字安全技术、先进软件技术等等方面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江泽民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2000年6月5)上说:“历史反复证明,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论科学技术》第192页)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能否消除中国与发达国家数字鸿沟的决定性因素。
    
    要实现重大创新,就要培养人才和改善创新环境,而环境是关键的关键。据1998年中美两国内特网的比较,造成差距的不是技术,主要是与技术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与环境。(见下页)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关键还在环境和文化和落后。改变技术落后的面貌,相对来说,速度可以比较快,但要改变适宜于技术进步和环境、文化和价值体系,则要困难得多。
    
      最后,就消除数字鸿沟提两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建议的要用系统整合的方法,而不能只关心技术,因为技术是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第二个更具体的建议是,当前和未来,由于专利法和知识的产权保护法,打击“盗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数字鸿沟,阻碍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为使先进技术能为更多人使用,使之早日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可以运用“借贷”的方法。在软件方面不是去“盗版”,而是“借版”,美国著名知识管理专家达文坡特 (Thomas H. Davenport)在《working Knowledge》书中谈到“收购知识”时谈到的这样一句话: “在知识事业中,‘偷得好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谚语,说得非常有道理”。
    
      英国石油公司设立“年度最佳窃贼奖”,奖励那些在应用发展中,曾窃取过最杰出点子的员工;美国德川仪器公司则设有“虽非此处发明,但我还是做了”的奖项,奖给向公司内外“借”点子的员工。西班牙有句谚语是:“偷得好是成功的一半”,更是道尽了这种“借版”思想的精华。我们所要的技术和知识并不一定都要原创性,只有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又是有用的就行。有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买不起就借,等我们有了钱再还。

    我们不用“盗版”,我们可以“借版”!“借版”也要决窍(Know-how),同样需要学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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