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向以博学著称，在当时被看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圣人”，众弟子更是服膺和崇敬有加：颜回谓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罕》）；子贡谓之如日月 “无得而逾焉”（《子张》），所谓“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下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孟子评价其为“出类拔萃，生民未有”（《孟子·公孙丑上》）和“金声玉振，圣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司马迁则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然孔子认为自己被誉为“圣人”那是万万不敢当的，自称无非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诲人不倦”自属无疑且有案可稽；然诲人不倦自当以博学多才为前提，而博学多才又当以好学善学为前提，否则焉能源源不断地教授给学生？ 

 

 　　朝闻其道,夕死可矣

 

 　　《论语》开篇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孔子说“欲知则问，欲能则学”（《尸子·处道》），说“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 （《大戴礼·劝学》）。尽管孔子平生言行皆谦虚谨慎而对自己评价向为低调，但惟独对自己“好学”这点，孔子是自信的，并深引以为赞赏，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把思辨的快乐视作是神才配享有的幸福，而学习于孔子而言（古代的学、习所指有别），也是作为人生“不亦悦乎”的一种快事来对待的：“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韩诗外传》卷六）；“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述而》）。孔子甚至比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谓“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政》）——早上闻其道，哪怕傍晚死了也愿意，其好学热道竟至如此！ 

 

 　　孔子博学多才并非真的“固天纵之将圣”（《子罕》）或他是“生而知之者”（《季氏》），而是刻苦加颖慧以学习所得，所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乡党》），别人笑他既然博学晓礼为何还要“每事问”，他回答说好问正是“礼”呀（《八佾》）！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而孔子对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的评价，其实也是孔子的一幅自画像。孔子说：“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荀子·法行》）强烈的求知求识、寻道寻理欲，支撑着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的一生：为道而学，为道而教，为道而施。

 

 　　学无常师,择善而从 

 

 　　“孔子少孤”（《礼记·檀公上》）而“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按当时的家境和礼制，孔子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但他是不大可能进入诸侯官学接受当时的高级教育的，那么孔子又何以“金声玉振，圣集大成”呢？孔子高徒子贡说得好：“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也就是说，孔子的学习是学无常师、择善而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按《论语》、《史记》、《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孔子明确拜学过的人有郯子、蘧伯玉、师襄子、老子、苌弘等，学习的内容涉及礼、史、官制、琴术等。孔子不仅向当时声望显赫的社会贤达虚心请教，甚至“大德不官，大道不器”（《礼记·学记》）的田野山林之隐士，孔子皆能慧眼识人且不耻下问，可谓“智者知人”（《论语·颜渊》）。比如《微子》篇的楚人接舆、荷丈人、长沮与桀溺，再比如“故畦拾穗”的田间老人林类（《列子·天瑞》），孔子皆遣学生执礼问讯，或自己亲临请益。 

 

 　　孔子虽然站在“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的士大夫立场而有些轻视稼穑之事，但他还是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稼穑“吾不如老农”和“吾不如老圃” （《子路》），自己乃“空空如也”，谓“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这就表达了一种“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的明智之态度，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智］也”（《为政》），绝不不懂装懂，粉饰无知。 

 

 　　《礼记·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老子曰：“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二十七章）孔子也是这样的思想：善学者学无常师然时处有师，善者正面为师，不善者反面为师，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择不善而去，择其善而从，朱熹谓之为“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续近思录》），真是“留心处处皆学问啊。

 

 　　举一反三,知类通达

 

 　　孔子的学问表面上似乎仅是“博学多识者也”（《列子·仲尼》），然孔子说：“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礼记·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按《孔丛子·嘉言》的说法，孔子实明确反对“繁辞富说，博而不要”。孔子以为学习、学问的妙处在于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果不能如此，那才是司马迁之父谈公说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虽热心授业传道，但无悟性者他还是不情愿教授的，所谓“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对于能“举一反三”（《述而》）、“闻一得三”（《季氏》）、“闻一知十”（《公冶长》）或 “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学生，孔子向为赞赏，以为此方可“师逸而功倍”（《礼记·学记》）或“孺子可教”（《史记·留侯世家》）。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由周至清近三千年的中国教育，其基础是诗教，诗教所蕴涵和贯穿的类比思维（比兴）以及对灵性通达的力求，乃汉语思维或汉语言文化思维的一大特点。天下之物、事不可胜察胜解，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上》），比物俦类，比类取象，推此及彼，举一反三，自可豁然开朗，条理通达。《礼记·学记》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斯可谓大成。”孔子实非仅博学多识而已，乃博而有要，知类通达，广而条贯，金声玉振，是谓“大成”。

 

 　　慎言敏行,躬践有恒

 

 　　朱熹曰：“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孔子的学问正是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关注世事人生，强调躬行践履，故他罕言“命”与“仁”（《子罕》）、“性”与“天道”（《公冶长》），主张学问要与生活结合起来，与世事人生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或玄远空疏的学风，甚至毫不客气地说：“巧言乱德”（《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是故恶夫佞人者”（《先进》）。所以什么是“好学”？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孔子认为学问之道不仅要谨慎于言语，而且贵在学而行之。“学”不仅在于提升人的言行，而且“行”又比“言”更重要；做人做事不怕说不出，就怕做不到，谓之“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孔子认为贤者是以行动赶不上言语而为耻辱的，是以言过其实、言过其行而为耻辱的，故作为“君子”就要有“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或“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美德。如果做人能谨慎于言辞，敏捷于事行，且切近于“有道”，那么孔子以为就实现了学的目标。

 

 　　孔子认为学问之道不可浮光掠影、三心二意，用他的话来说，贵在“有恒”二字。他说：“圣人”我没有见到，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善人”我没有见到，能见到“有恒”者就不错了——“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述而》）他利用“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南方谚语和《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爻辞曰：如果没有恒心，恐怕连做巫医这种卑职都不配；如果翻云覆雨，三心二意，迟早要招致可羞可耻之麻烦的（《子路》）。

 

 　　所以，孔子经常认为自己的可贵之处在于“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就是一种激情满怀、不知疲倦、永不自满的躬践精神。子夏“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的话，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好学精神的一个绝好注脚：每日每月学所不知的新东西，又每日每月习已学过的东西，学而时习，温故知新，这就是好学。

 

 　　内省自讼,知命安仁

 

 　　孔子的学问侧重于世事人生，侧重于经世济用和安身立命。故其“好学”也体现在为西洋学问所不擅而为东方文化所盛秉的“内省自讼”的向度。也就是说，孔子开创的孔门儒学有指向和聚焦于世事人生的向度，套用清代戏曲家李渔“人情物理”之分（《闲情偶记》），孔学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司马牛问孔子人何以能成为“不忧不惧”的君子？孔子答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孔子的意思是君子自我反省而做到问心无愧，上对得起天地神明，下对得起世事良知，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如此又有何忧虑或恐惧呢？孔子担心的不是是否不忧不惧，而是能否内省自讼，谓“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公冶长》）。故得孔子心性之学真传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孔子曾对颜回赞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意为众人中只有颜回和自己能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腾文公下》）。孔子一生筚路蓝缕、东奔西走又处处不得志，被人讽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但孟子一语点破之曰：“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孟子·万章上》）或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论语》开篇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结篇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在指向世事人生的儒学中，基于“我”和本于 “天下”的儒者，总是有一种难与调和的壮怀与悲凉：行之于世而不能，去之于世而不忍，现实之世事与仁义之我心，遂在“有道”与“无道”之间，演绎了二千五百年的孔门儒学。所谓“仁者安仁”（《里仁》）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