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 |
|
| 时间:2007-02-16 20:24:38 作者:成垠 刘文瑞 来源:管理学家 阅读次数: |
通过对组织的研究，在发现了人性的发展成熟与正式组织的特性之间的矛盾后，阿吉里斯开始考虑怎样克服反对和抗拒组织变革的问题。任何管理思想都是环境的产物，阿吉里斯的研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历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经济繁荣之后，美国商界开始感到“疼痛”：石油恐慌、国际货币协定的终结，还有进口货物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日贸易，开始让他们感到了挑战和危机。咨询家以及其他观察家开始呼吁对美国商界的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在1982年，结合20世纪70年代在麦肯锡公司的经验，以及对美国商界沉浮现象的观察，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man）发表了关于管理根本变革的著作《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引发了新的管理时尚。不管对这本书如何评价（学界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该书的问题,包括其虚构案例），这种“时尚”反映出来的变革思想还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也许，《追求卓越》的成名，不是来自于作者的“卓越”，而是来自于时代的“焦虑”。强烈的变革呼声，促使阿吉里斯在思考：怎样打破组织中的“防卫程序”？如何使变革管理本身成为组织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
这样的思考，首先引起了阿吉里斯自己关于研究方法的一场变革。此前，他还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通过观察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来进行相关研究。在这种科学研究的标准模式下，中立的观察者对个人和群体进行客观的观察，以此来取得资料、发现问题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尽管有各种力求保持研究者中立的相应措施，但这种研究模式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究其原因，偏差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介入”或“干预”，而这种“介入”，正是以往研究者要竭力避免的。正如“霍桑实验”中所发现的那样，接受研究的群体之所以表现更好，其原因只是“他们正在接受研究”，即研究者的存在以及他们对工人工作的关注使得实验群体中的工人有一种更强烈的自我价值感，进而激励他们做得更好。因此，阿吉里斯认为，社会研究的方法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阿吉里斯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察和描述的层面上，而应该透过人们的行为本身，将注意力放在探索和研究躲在行为背后的动机上：是什么使组织和个人这样做？找到了原因才能实际解决问题。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意识到有必要摒弃以前科学研究的那种标准模式。阿吉里斯与舍恩认识到，是该让社会科学研究走下象牙塔，进入组织并自成体系的时候了。他们二人在共同发展管理咨询和训练实务的工作中，合作提出了“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理论，并详细论述了该理论在市场环境下的应用。可以说，这项理论的提出，是阿吉里斯相对于其他行为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巨大超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理念和方式。
“行动科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阿吉里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志。所谓行动科学，是一个符合科学的介入式研究分析过程，即不断地把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和结果应用到研究过程本身，而不像普通科学那样试图始终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阿吉里斯提倡，这种方法应该由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自己进行，它建立在“循环连续”的基础上。对行为的研究产生知识，而在知识产生的同步又要使该知识反作用于行为，由知识改变过的行为又产生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又同步反作用于新的行为。这种循环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在循环中实现知识的更新积累和行为的改善发展。行动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创造“行动的知识”、“人们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知识”，而不是与日常应用毫无瓜葛的、不考虑实际应用效果的知识。在阿吉里斯的理想世界里，组织活动是不需要外部的专家来观察的，也不需要他们的建议，组织中的人员在工作中可以自己进行科学研究，随着研究的进行，知识的收集和应用就成为组织员工的一项日常工作，而组织的发展变革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状态，组织防卫的程度会减轻，组织员工不会再以不积极或不支持的心态面对变革，组织也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去推行变革。
阿吉里斯和舍恩认为，人们总是在设计自己的行动，在任何相互作用中，无论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追随者还是观察者，人们的头脑中都会形成如何有效行动的计划。他们把人们的这些计划称作为行动理论。实际上，这些行动理论就是如何有效行动的因果理论。因果推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和非常重要的一种推理方法，朔含（Y. Shoham）曾经指出：“如果在科学推理中普遍使用因果推理，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完全支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判断力。”人们会预测估计自己的行动所达成的结果及其意义，并依此来理解外在环境，而这些又会回过头来引导他们的行动。当上述行动发生时，人们一边检视自己行动的有效性，一边同时检视自己对环境的理解是否恰当。
阿吉里斯和舍恩指出，既然人们不可能在每种情况下都重新设计他们的行动，那么，个人必须掌握一种能在任何情况都有效的行动理论。他们二人认为，人们的行动理论存在两种：第一种是名义理论（espoused theory），即人们宣称自己的行为所遵循的支撑理论，这种理论通常是以一种固定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甚至自己也信以为然的理论；第二种是应用理论（theory in-use），即人们实际运用的行动理论，这种行动理论只有通过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才能够推断出来。例如，一个领导，当他向员工宣布“我承诺尊重员工的自主性”时，他的名义理论是保障员工自主权的自治观，但是，他的这种承诺行为所能够推断出来的行动理论，恰恰是与自治对立的他治观。自主性本来是内在的，而外在的承诺和保证所增强的，正是与自主性背道而驰的依赖性。那么，员工听了这个领导的承诺，他们也可能会跃跃欲试表现出某种“自主”，却下意识会增强对领导承诺的依赖。阿吉里斯和舍恩发现，虽然人们的名义理论是千差万别的，但大多数被研究者却具有相同的应用理论。因此，名义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人们一般很难意识到这种差距的存在。因为这种无意识也是被设计的，这种不一致同样也是被设计的。例如，我们要批评某个人时，为了保持对方的面子，就要以委婉的方式掩饰这种批评；为了使对方不太难堪，又要使对方感觉不到这种掩饰（掩饰的掩饰）；还要为了使批评者自己心理平衡，再把这种掩饰变得无意识化。人们因为使用这样不自觉的习以为常的应用理论而在组织中产生了很多矛盾和难题，如果能把这些应用理论显性化，就能解释、预测这些矛盾和难题，也就有了改变它们的基础。
以学术语言描述行动理论，往往会使其过于抽象。为此，阿吉里斯采用了大量实例来说明。限于篇幅，读者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可参考阿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第二版（张莉、李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阿吉里斯和舍恩发现，个体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行动，是因为他们从孩提时就一直接受着这样的训练，经过长久的社会化过程，已经将这样做视为理所当然。人们从事某些行动其实并不是特别留意的。他们做许多事情是因为在孩提时代被训练做它们，因为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行为，而且在他们的环境中这么做是常规性的。人们学习而形成习惯，进而逐渐发展出自动反应。但是应该注意，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行动自发完成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动机，人们的任何行动都是经过设计的。
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要想改变人们的习惯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部分人很少会去思考自己的应用理论是什么，所以，当要求人们去想一想自己的应用理论时，不仅不合乎常理，也有违人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行为模式。可以想到的是，如果人们从不曾思考过自己与他人的应用理论，自然也就缺乏改善和发展它们的能力；同时，人们过去所学到的东西可能还会阻碍这些能力的发展。阿吉里斯与舍恩之所以重视建构应用理论模式的必要性，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模式可以帮助组织中的成员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以何种推理为基础来行动的，使员工之间的互动沟通更有效率，提高组织的成效。
阿吉里斯提出的应用理论的模式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主导价值观（governing values），是行动者必须满足的价值观，我们可将它们视为具有弹性的而且人们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acceptable range）；行动者为了满足主导价值观，会采取一系列的动作（sequences of moves），即行动策略（action strategies），他们相信自己所采用的行动策略将会导致所期望的（intended）结果；但如果事实上结果偏出了原先人们所能接受的范围，行动者就必然会针对这些并非其所期望（unintended）的结果给予主导价值观及行动策略的反馈，重新设计并采取修正后的行动策略，直到将结果拉到令人满意的范围内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行动的结果不论是否是行动者所预期的，都是由行动者设计而来的，因为行动策略不只依赖行动者本身的应用理论，同时也仰仗行动者对行动接受者的应用理论所做的预设而来。
| 分页 页次::1/2 共2个记录 | 首页 下页 末页 转到 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