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确定性与创新文化（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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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01-23 08:28:58 作者:罗森伯格 来源:美国斯坦福大学 阅读次数: |
四
我已经暗示了，今天和近年来的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资本主义历史的早期阶段至少一样普遍。我也在前面暗示过，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分支发展法律观念和制度来将某种高风险活动降低到更低和更能容忍程度。我现在愿意提出一个关于新制度创新的简短讨论，这种创新在刺激美国高技术部门——微电子、计算机（尤其是过去30年间的计算机软件）、医学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起过关键作用。我也提到过私人风险投资业。在过去的25年里，这些高技术领域的新创公司起核心作用，没有这些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可能不会有将起源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潜在创新进行商业化的能力。 这些风险投资公司的某些特征需要强调。首先，他们不借钱给潜在的企业家；其次，他们给这些企业家投资，例如他们向企业家提供股本权益，也就是说，他们将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并且将分享公司成功时的商业利益，但他们将承担那些失败公司的损失，正如许多失败公司所期望的一样。相反，一种更早的联邦政府计划赞助[小企业投资公司，1958年]是基于联邦资助贷款的。因为贷款甚至联邦贷款是必须得偿还的，这些资金大多为更为成熟的公司掌握，而这些成熟公司已表明是很难成功的，这些公司因而会产生必须弥合债务资金所需支付利息的经费超额。因为他们不能支付贷款利息，接受政府贷款的许多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严重动荡时期破产了。
此外，联邦计划不能吸引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因为经理人只能获取政府公务员的薪水。此时的政府管制不允许经理人获取其所管理公司财务成功的补偿。简而言之，保守的工资报酬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动机来吸引管理高技术、高风险公司的有才能的人才。由于1980左右的管制改革，风险投资业出现了，这种改革允许退休基金投资于市场上的高风险证券。1981年，出台了允许使用股票期权补偿雇员的法律，并且资产收益税也以各种方式变化，这大大提高了通过股票期权补偿经理人的吸引力，这些改革显著提高了成功企业家的资金报酬。
美国风险投资公司认为，他们投资的大部分公司将会破产。但是，他们按照预期运作，因为，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成功的公司带来的利益将远远超过失败公司的损失。换句话讲，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对风险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对任何公司而言，他们假定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公司的失败风险。但是，这只是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在某种文化环境下才会兴旺，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破产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美国视为耻辱。在日本和欧洲的大部分地方，破产仍被视为耻辱。
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关键因素，在过去20年里，硅谷高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公司仍可能不会出现。承担高风险而能够生存是因为，在个人水平上，它提供了获取高利润及其在征税后保留利润较大比例的期望。在这方面，股票期权是创造有力激励机制的一个核心因素，这种激励机制是硅谷的驱动力。
将风险投资公司视为近期的一系列以资本主义历史为特征的制度创新是有益的。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局限于私人合伙公司。他们现在的许多资本来自退休基金，但也来自保险公司、私人基金和寻求使捐款获取更高回报率的大学。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在高技术领域寻求创造潜在利润的时机。在这一领域的每一项投资都是高风险，但风险投资公司试图通过著名的多样化组合方法来降低总体风险。在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期视野里，风险投资公司仅是最近的制度创新，它包括有限责任的法律准则、股票市场、保险公司和期货市场——制度创新通过降低财务风险而鼓励创新活动，否则，财务风险将会出奇的高。
因此，当谈到企业家精神文化时，我们该牢记这种文化结构是奠基于有力的经济刺激的坚固基础上的。美国风险投资业运作良好的原因是，它包括一套所有利益相关主体从企业家成功中获取利益的激励系统——即潜在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投资资本的制度补充者。风险投资系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近期结果，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寻求提高生产力创新上带来更有效率的资本配置，也因为它为准备承担较高风险的参与者降低了失败的成本。
人们常常这样认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公司追逐创新是十分浪费的，特别是因为它会在研究资源配置上导致过分的重复。要不是由于普遍深入的不确定性这一点的话，这种批评可能是恰当的。事实上，市场空间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众多有关创新不同途径的预期不确定性面前，资本主义制度鼓励沿着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探索。在研究的早期阶段，这是特别宝贵的。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性极其高，个人和社会从各种可供选择的创新途径的探索中获取利益.
因此，在竞争环境中运作的初创公司在许多方面是一种追逐社会长期经济利益的有价值的低成本方式。在这里，不确定性很高，它能使个人形成自己不同的判断并使这些判断起作用。对于那些成功的人，有潜在的高回报。的确，视中央计划和决策集中化有社会效率的主张是真理的精确对应物，此时，创新的路径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模糊。事实上，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的悲惨失败强烈地暗示，高度集中的体制对培养创新活动是完全不适当的。苏联体制表明其不仅对创新的极度敌对性，它甚至也敌对现存技术的转移，这种技术转移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起来。这种情况的确如此，尽管在物理、化学和数学领域前苏联拥有全世界大量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用本次研讨会的语言来讲，苏联体制缺乏的是科学技术文化和创新。中国选择举行这类主题的研讨会加强了我认为中国将不会重复苏联糟糕的经济错误的信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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