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有一些科学家猜想，地球和生命诞生于一个温暖的小池塘和一道闪电。例如，生物进化论的鼻祖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推测生命“从充满了氨、硫酸盐、光、热、电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某些温暖的小池塘中诞生”。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认为生命起源于大气中含氢的原始地球的看法相当盛行。人类对于生命起源的探索，揭示了生命系统生成和发展的条件。这对于我们研究组织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在一些情况下，组织学习与变革是自然发生的，甚至不需要高层有意识的策划和监控。但如果缺少有创新性的个体以及适宜学习、创造的环境，不能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变革将无法发生和持续。
　　第一，组织学习与变革是一个系统的复杂过程，需要能动的因子(个体的人)发挥主动并相互作用，就像种子一样。因此，学习型组织必须善于激发个体的创造性。个体通常存在着对变革的惰性或天然的抵触倾向，因此，大部分明显的创新与变革源于一次危机或者一次偶然事件的刺激。
　　第二，环境对于组织变革也具有重要作用，如同土壤对于种子。如果缺乏了适合的土壤和必要的条件，种子无法生根发芽。在企业里，缺乏适宜的环境，创新、学习将无从发生。
　　第三，即使具备了各项条件，如果没有一些“促发机制”和“催化剂”，组织变革也无法发生和走入篷勃发展的循环。
　　第四，组织内部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组织学习机制，通过频繁的交流、传播，才能启动变革的连锁反应。

　　揭开群落演进的秘密

    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硅谷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生态系统的成功，是一个群落演进的成功典范。如同企业的成功一样，硅谷的成功也是系统化的成功，而且是独特的，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试图“复制”硅谷，例如中国台湾的新竹、日本的大阪、北京中关村等，但至今为止，硅谷仍是独一无二的。揭开硅谷奇迹的秘密，对于我们透视群落演进的机制和过程有着重要借鉴。
　　通过群落形成要素分析硅谷奇迹的诞生，我们不难发现：硅谷的形成既有“种子”(少数关键个体)和“闪电”(触发因素)的作用，也离不开适宜的“土壤”(环境)以及频繁的交流、配套网络的形成等配套因素。
　　首先，适宜的环境。如同一个温暖的小池塘一样，硅谷具有创新企业家快速成长的各种适宜条件：美国加州适宜的气候、独特的创业文化、容易获得的技术人才、产业配套的网络、创业投资与法律服务、政府的支持等。
　　其次，种子。一棵苹果树迅速成长，从树上掉落的苹果又成为更多的种子，使得新的幼苗重新开始自我成长，从而成为一片果园。硅谷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像斯坦福大学和仙童半导体公司等 “种子”以及像弗里德里克·特曼(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和工程系主任，被誉为“硅谷创业之父”)、威廉·肖克利(结型晶体管发明人、肖克利实验室创始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诺伊斯(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仙童公司第二任总经理)等一大批创新的个体。尤其是从肖克利实验室“出走”的八位科学家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孕育出了英特尔、AMD 等科技行业的翘楚。至今，在硅谷的许多公司都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的是一棵“公司树”，它表明硅谷各老牌电子公司之间的渊源，人们能从许多公司的“公司树” 上发现仙童公司的名字。与此同时，仙童半导体公司不仅在芯片设计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与政府(尤其是航空部门)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把风险投资家引入硅谷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触发因素。半导体芯片和计算机工业的转型、政府采购等等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偶然因素，恰好在需要它的时候发生，如同划过天际的那道闪电，为群落的发展提供了能量和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将大批资金投向大学实验室，发展军工技术来刺激新的行业和地区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作为国防和航天合作的主要受益人，成为马塞诸塞州东部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经济转型的先锋。例如，仙童公司的腾飞就主要得益于国防系统的订单。这些军用合同要求极高的可靠性、精度，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激发了仙童公司不断创新、改进的进程，仙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国防系统的大力资助与扶持。又如，惠普公司的腾飞也是部分得益于国防工业。惠普公司生产的电子测量装置和接收器可以用来侦察和分析敌人的雷达信号，从而获得了军方采购，这些产品合同的签订使得惠普公司的年销售额从1941年的3.7万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75万美元。
　　第四，频繁的交流。美国学者萨克森宁在分析波士顿128公路地区为何在创新方面落后于硅谷时提到了这一点。她认为128公路地区的工业结构是以独立的大企业为主，公司之间缺乏交流，大企业完全依赖自身的资源来发展，采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效忠企业的管理模式，导致了该地区在新一轮创新活动中的失败。
　　第五，配套网络。至1997年，硅谷地区的高科技公司已达七千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平均雇员不到100名。也有许多非生产性的公司，包括R& D实验室、产品设计室、猎头公司、风险投资企业、市场调查公司等相关服务行业。但是，这种分散型工业系统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集中性，有助于工业结构的弹性和适应性。“硅谷悖论”在于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
　　经历数十年发展的硅谷一次又一次成为全球变革的领头羊，独特的“硅谷气候”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我们力图将在中关村，在浦东复制硅谷奇迹的时候，软件(惨淡的创新环境)而不是硬件(高楼大厦或者研究设备)已经成为真正的制约。

注：本文发表于《管理学家》2007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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