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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8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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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劲：让管理创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作者：
陈劲
来源：
《外国经济与管理》
发布时间：
2025-02-28 05:45
二十大报告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为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思想的内涵和本质。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强化管理创新，以助力我国企业形成更明确的科技创新愿景、使命和战略，更完善的组织体系，更高的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水平，使其在形成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发挥优势。在加强企业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更要在管理创新方面积极探索，以便更好地解决我国企业的创新动力问题。
一
深刻理解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自出现人类群体的组织活动以来，管理就产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传统的管理学体系专注于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这些确实曾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造就了福特、沃尔玛这样的传奇。但是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传统的管理学体系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和价值网络对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传统管理体系的运营效率已接近阈值。究其根本，管理学的理论范式基础还没有实现从牛顿物理学范式向生物学进化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范式的有效变革。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知识与创新将成为组织的核心和重点，创造新的知识和实现新的创新与突破是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应对这种变化，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万物互联下的管理范式变革；另一方面，我们要探寻管理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即管理要塑造新文明，文明要孕生新管理。管理范式应该实现从封闭到开放、从强调运营到强调创新、从聚焦控制到聚焦赋能、从关注资源到关注知识、从经济导向到关爱导向的转变和更迭。
人性假设是“基于某种价值判断，而对大多数人在某一领域中所具有的状态和资质的一种设定”。在管理范式演化的过程中，随着人性假设经由“经济人”“社会人”到“知识人”“伦理人”的演进，管理范式实现了从理性规范、动机需求、知识创新到幸福意义的转变（陈劲和魏巍，2022）。企业管理实践应该更强调“人”的核心价值，关注人的尊严和幸福，不断激发员工的意义感。我们需要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化，倡导企业更关注社会价值和人类福祉，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增益。
与此同时，人类已迈入万物互联时代，并倒逼重构组织与组织的关系，使之由层级关系转变为价值创造；重构客户与组织的关系，使之由市场关系转变为共创共生；重构环境与组织的关系，让组织内部形态和主体从单一变为多元。因此，组织环境的变化迫切要求企业管理范式的转型。采用互补观、整体观、因果观和动态观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系列研究进展，及其给管理学观念变革、范式变革带来的重要启示。
二
新发展阶段管理创新的三大重点
在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管理创新要把握好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劳动和工作意义的再思考
信息时代之前，人们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当世界从“物质时代”向“心灵时代”转变时，人与工作的关系究竟是人被工作剥夺能量，还是人从工作中获取能量？稻盛和夫在《干法》中明确指出：“理解工作的意义，全身心投入工作，你就能拥有幸福的人生”“工作中隐藏着伟大的力量，能够帮助你战胜命运中的苦难，给人生带来光明和希望”（稻盛和夫，2015）。动机至善，无私于心；每日反省，直面内心；埋头苦干，获得身心的成长：这才是工作的意义。“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志”，工作意义正在于此。日复一日勤奋地工作，可以锻炼心志、提升人性、塑造灵魂。“劳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追求业绩，更在于完善人的内心”。为社会为员工为他人的幸福而辛劳奔波，那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与价值体现。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意义也因此得到了实现。
（二）对企业理论的再思考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以契约方式确定不同资源要素的报酬，通过有计划的资源配置节约交易成本（秦志华和刘传友，2012)，现代企业就是“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契约所组成的一种市场性联结组织”（张维迎，2014）。纵观我国学者关于企业理论的研究，大多沿袭西方企业理论思想，特别是强化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当创新成为关系企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时，仅靠少数企业家或研发人员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推动全员创新将更好地激活企业拥有的巨大创新潜能。熊彼特（Schumpeter，1934）视企业家为创新者，认为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但是，根据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随着市场不确定性和创新需求的大幅增加，仅依靠企业家“决定干什么和如何去干”是不现实的，且事实证明，员工的创新能力是企业形成持续创新的巨大动力。新熊彼特理论、后熊彼特理论的演化发展已经表明，创新的主体正在从企业家向国家系统、社会大众两方面转移，特别是后熊彼特经济学（费尔普斯等, 2021）正积极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从企业家向全体员工转变。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以劳动者为中心的契约理论，亦即以企业员工为中心的契约理论，为突破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瓶颈提供了创新性的思维路径（陈劲和李根祎，2022）。
（三）对中国式管理的再思考
管理学起源于西方，无论是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管理都以西方理论为主。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文化自信的逐渐增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哲学因其有机整合、动态发展的整体思想观，显示出卓越的优势。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之德”和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理念，道家哲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动态演变的思想，老子关于宇宙本质的阐述和人类领导者与“天”“人”和谐相处的自然之道，庄子《逍遥游》中对自由和幸福的领悟，都堪称人类智慧的精华。新时代的管理应积极吸收中国哲学的整体观、统筹观和中华文化的仁爱观，在此之上对管理理论进行创新性的转化。中国管理学者应该担此大任。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的管理学者肩负着解读“中国模式”、升华“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的使命。中国企业除了要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形成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外，推动管理范式的变革也势在必行。我国的优秀企业方太“中西合璧，以道驭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企业文化，通过“五个一幸福法则”打造幸福生态；海尔通过以人为本、数字赋能、动态寻优的内部创业机制“链群合约”赋能员工，“活而不乱，高度协同”，实现了人的价值的最大化；中铁装备的“三个转变”+“同心圆”的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了大国重器的温情管理；中国中车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驱动、以硬科技为基础的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的人与工程和谐共处之道；中国商飞的以航空梦使命驱动发展，打造航空产业集群等等。这些管理实践与以效率为导向、强调理性与规范的科学管理，与关注人的动机与需求的行为管理，抑或与关注知识和创新的知识管理都有很大的不同。基于中国优秀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的新探索，逐步形成了更关注人性回归、意义感知和幸福追寻的“有意义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