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新型国家的一种定义为“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没有考虑到创新内涵的扩大，随着创新进程的加速，创新从技术创新推进到非技术创新；第二，没有意识到社会创新本身及其对科技创新的意义和重要性。建设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是主力军，科技创新是基本动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创新不能只局限于科技领域，它是整体性的，是全社会的活动。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除了要考虑技术的创新之外，同时必须要考虑非技术方面的创新，更不可忽视人文社会因素对创新成败的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创新内涵的扩大，非技术创新重要性日益增加。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联合出版的《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第三版，不但扩大了创新的定义，而且增加了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两类创新本身并不是技术创新，但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组织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组织创新不仅是产品和工艺创新的支撑要素，也可能是企业自身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新营销策略则对企业效绩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4月24日刊载一篇题为《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的文章，其中谈到创新内涵的扩大：“如今，企业创新的含义已经远不止开发新产品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改造业务流程和打造全新市场，以满足消费者永无止境的需求。最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更多创意，创新也包括选择和实施正确的创意，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将它们推向市场。20世纪90年代，创新指的是技术以及质量和成本控制。如今，它指的是提高企业组织的效率，对其加以改造，使之具有创造力并不断发展。”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教授维贾伊·戈文达拉扬说：“很多不同的内涵都被划入了创新的范畴。创新不一定与技术有关。”很显然，创新已经超越了科技的范围，那种把创新只局限于科技领域的视野显得过于短视了。

    不久前去世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很早就提出社会创新的重要，他强调，并不是只有科学和技术才会在知识上除旧更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科学创新，且往往更重要，“我们是不是把作为本世纪变革推动者的科学技术的作用过于强调了呢？社会创新中很少是由于科学技术产生的，但它们却对社会和经济有着甚至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对科学技术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能把眼光只盯着科学技术，还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创新。

    近年来，一项最著名的社会创新是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尤努斯因为这项社会创新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辞说：“尤努斯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可以将理念转化为数百万人受益的政治行动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是孟加拉国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数百万人。”这充分表达出社会创新的巨大社会利益。

    社会创新不但推动了社会发展，也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彼得·德鲁克说过这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引进技术，可以轻易引进资金。然而，技术和资金只不过是工具。它们只有在能干、高效的管理人员的恰当使用下才会有效发挥作用。建立这种管理人才储备既是中国最大的需要，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德鲁克的话是直接针对中国的，而且言简意赅、一语中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德鲁克还指出，管理不但是一个新的社会功能，也是新企业组织的普遍功能。管理者身负着社会资源的整合运作，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和体认，他能为企业组织与社会在延续和变动之间找到平衡，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管理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毫无疑问，技术创新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但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整体性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对非技术创新给予足够重视。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委员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所作报告的部分内容）